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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經總結過中國沒有偵探小說的原因，一是沒有科學精神，二是沒有法治精神。所謂科學精神，我認為最重要的還不是科學知識本身，而是對智力的崇尚。偵探，就是一種智力的遊戲，中國人甚麼事都是以實用為先，效率為先，或者只談道德，根本不崇尚智力，或者說不崇尚純粹的智力，所以也不知道智力的樂趣何在，偵探小說自然難以興起。偵探小說起源於歐美，後有偵探電視劇、偵探電影；中國既然連偵探小說也興不起，當然也不會有很多的偵探電視劇或偵探電影。
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嚴格來說不算偵探小說，它們的主題是伸張「正義」多於智力推理，而且還涉及神神怪怪，它們塑造的主角也是秉公判案的明官多於沉迷解謎的偵探，明官判案講究的是如何套出疑犯口中的實話，而不重偵查的過程，清末翻譯家周桂笙就說公案小說只有「斷案」而沒有「探案」。中國古代的官衙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它既是負責審判的司法機構，又是負責偵查的執法機構，同時還要負責行政，中國的官就是三位一體的怪物，和西方的偵探太不一樣了。
中國的偵探故事，有兩大特點，一便是如上面所說，數量很少，二就是幾乎找不到私家偵探的影子。中國的偵探無論大小，不管是破案如神的狄仁傑，包公、施公甚
麼甚麼公，還是只抓小偷的「神探亨特張」，無一不在體制之內，都是政府的人，不像外國的偵探，多是以獨立調查員的形象出現，如 Sherlock
Holmes ，就算有時警方也請他查案，但他也只是「諮詢偵探」，而不從屬於任何的官方機構。偵查罪案不僅是能力的問題，還是一項權力，擁有這項權力意味著擁有獲取信息的權力，而信息有多大的威力，你看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信息流通就知道；如果體制外的人有了偵探的權力，則不僅可以探知個人的隱私，也可探知政府的秘密，這是政府，尤其是極權政府的一大忌諱，因為極權政府的統治比民選政府更依賴秘密。
在西方的偵探故事裡，私家偵探和官府的警探未必總是和睦相處，反而私家偵探對於官府的警探而言，多數是個麻煩，但無論如何，官府的警探沒辦法隨便把私家偵探抓起來問罪，就好像警探不能隨便阻礙記者的查訪，甚至抓起來一樣。
莫言告訴我們，在中國做一名獨立的作家很難；王立軍又告訴我們，做政府的警探也很難，何況是做一個獨立的偵探？所以那些虛構出來的偵探故事也多少也反映了現實，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私家偵探，中國現實裡的私家偵探只查普通人的婚外情，一旦涉及刑事罪行的案件，你去查，可能自己先已經觸犯了某條法律，至少也可以控告你「阻差辦公」甚麼的。中國還有條罪叫做「你知道得太多了」。
諷刺的是，英國作家 Ronald Knox 於1928年提出的「推理小說十誡」中，「故事中不可有中國人角色」也是一誡。
引自<<偵探>>一文 - http://www.rapbull.net/posts/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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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很
多記者、評論員或市民以「明官判案講究的是如何套出疑犯口中的實話，而不重偵查的過程」的心態去「搵料」和判斷，原因是那種「中國人甚麼事都是以實用為
先，效率為先，或者只談道德」的主導思想作祟。在這種(中國)模式的社會，無論是什麼行業，其競爭關鍵只有「量」；「量」越趨駕馭「質」，就越趨「劣幣驅
逐良幣」。
媒體是可以提高「民智」，暫把「社會責任」或「使命」擱置，目前得知「警權過大」、「公司查冊問題」和各種資訊限制令記者難以「搵料」，若繼續以「搵料」為主導，必定更難「生存」。為商業和行業未來發展角度去着想，媒體必需尋覓新出路！
「料」(現有的題材)的減少或不齊全不太緊要，本人一個簡單又可行解決辦法，就是增加一欄或在原文報導下加上一些評論小區，提出一些相關「佐證」(如歷史、學術文獻或權威文章)結合推理去補空白，既避免觸犯專業守則，又可增加可讀性和可塑性(別看小這特性，它們是一個令市場和讀者健康增長及成長的「種籽」)。如近日「兩女禁錮阿根廷」一例，事發第一日，報社已獲得其求救的訊息內容，若報紙加上一些推斷，是不是更有趣? 若事後証實推斷很接近/正確，是不是更有趣? 累積下來的「正確推斷」便成為該報社公信力和競爭力，是一種新的無形資產。
記者們、香港人，看膩了那些不段重複又簡單的消費式圖與文沒有?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自己也是偵探，玩玩遊戲呢? 挑戰「公安們」的智力是很有趣的事。
啊！在「偵查」的過程也別忘記法律、操守和道德，所有遊戲都應有些規則、原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