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犯罪心理學簡說「新中國」特色、大陸「低端人口」和統戰的關係

【傳奇人物】他是研究心理變態的專家，最後竟然發現自己是犯罪家族的天生變態！ 

變態是天生的嗎？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多年來一直都有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在研究。

最早在1876年，一名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提出過一個「天生犯罪人」的理論，認為有這樣一種罪犯，在生理、心理或體質方面天生就與常人不同。他們身上這些天生的特徵，導致他們今後犯罪的概率更高。

龍勃羅梭的理論提出後引起了大量的關注，隨著時間的推演更是遭到大量的批判。

人們一方面抨擊他的研究方法有漏洞，結論不可靠；

另一方面，人們在犯罪心理研究中也始終不願意相信「基因決定論」。

主流學者還是認為人的天性並無善惡，是否會犯罪主要是靠著後天際遇決定的。

然而，100多年過去，龍勃羅梭的研究雖然漏洞百出，但關於「天生犯罪人」方面的研究並沒有停止。

現代心理學家試圖用更科學的辦法去解釋，為什麼有的人彷彿就是「天生犯罪人」那樣缺乏同情心？為什麼有的人成長過程看起來和常人無異，但最終卻發展出反社會的變態心理？

是否是他們特別的大腦結構，決定了他們更容易成長為罪犯？

在這方面，來自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神經科學家James Fallon的研究就頗有建樹。

從1995年開始，他通過對大量心理變態者大腦掃描結果的研究，發現了心理變態者和常人大腦的顯著區別：

正常人的大腦中某些高亮（活躍）的區域，在心理變態者（psychopath）大腦中卻是黑暗的。

這種現象被Fallon總結為「額眶部皮質功能低下」，被懷疑是導致人缺乏同情心、與常人思維方式不同、造成心理變態的一種大腦特徵。

然而，讓Fallon沒想到的是，研究出所謂的「心理變態者」大腦特質後，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真的用他研究出的大腦模型找到了一個「天生變態狂」，

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研究心理變態的科學家發現自己本身就是心理變態者？

這不僅僅像是飽含諷刺意味的電影情節，更是在學術上給Fallon出了一個難題：

自己被證實是自己理論中的天生變態狂，但自己其實多年來從無犯罪經驗，生活得也很平靜。

是自己出了問題，還是自己的理論出了問題？

為瞭解釋清楚這個自己研究中的Bug，Fallon對自己和家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現了更多讓他驚訝的事實。

原本Fallon研究的對象，一直都是學校里現有的各種心理變態者的大腦掃描資料。

他之所以會發現自己和「天生變態狂」們大腦相似，是源於一次偶然的大腦掃描。

2005年時，Fallon正在負責一個研究阿茲海默症患者神經特徵的項目。為了找出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大腦特點，他需要一組正常人的大腦掃描作為參考。

於是，他找來了自己的家人，連同自己和另外一些健康的志願者一起參加了參照組。

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他自己和家人們都沒有阿茲海默症，作為參照組既方便又可靠。

然而，讓Fallon意想不到的是，在最終觀察結果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張眼熟的圖像：

一個額眶部皮質功能低下的大腦，正是自己多年研究中所說的那種心理變態者特有的大腦！

Fallon感到很奇怪，難道參照組里有變態？

拿到這張照片時，Fallon還對自己的兩個同事說：「無論這個照片掃描的是誰的大腦，這個人都不應該在社會中隨意四處走動，他一定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

然而同事們聽到後卻告訴他：「你確定嗎？你拿著的這張掃描圖不就是你自己的嗎？」

聽完同事們所說的話，Fallon第一反應是大家在和他開玩笑，這是一個很搞笑的惡作劇：

研究變態的科學家自己就是變態，多好笑啊。

然而，同事們真摯的眼神讓Fallon意識到，好像他們說的是真的。

當他自己扯下那張照片背後覆蓋住姓名的膠帶，確認那張照片真的是自己大腦的掃描圖時，Fallon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首先，自己性格正常，事業有成，從無犯罪經歷和過激行為，如果不是這張大腦掃描圖，任誰都不會想到他是心理變態！

但是，自己的研究是基於大量的學術資料產生的，並不是胡編亂造，額眶部皮質功能低下的確是心理變態者一個顯著大腦特質，有這樣的腦結構的人大概率會表現出各種不同常人的行為特徵。

所以，問題來了：如果上面兩個結論都是真實的，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己擁有心理變態者的大腦,卻沒有心理變態的行為呢？

是自己有問題，還是自己的研究有問題？

這必須要搞清楚！於是，Fallon教授開始了他另一段重要的犯罪心理研究：

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天生變態狂」特質從何而來，又要去往何處，是在潛伏，還是已經消失了…

在得到那張令人不安的大腦掃描圖像後，Fallon重新投入到了心理變態者的神經研究中。

首先他回家告訴了自己妻子這個發現，妻子的回答讓他很意外：

原來在妻子眼中，Fallon就算是變態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他的一些思維方式和個性的確異於常人。比如他經常情緒失控，魯莽，好勝心特強，連和自己孫子孫女玩遊戲都要拼命爭個輸贏。

聽完妻子的評價後，Fallon又挨個問了一遍身邊親近的人關於自己是否有點變態的問題。

大家的結論都和妻子的說法大致相似：「雖然你生活得很正常，但是你的個性有時候真的和常人不一樣啊。」

Fallon心裡很糾結：「可是媽媽從小就一直誇我是個好孩子啊？我真的有在悄悄變態嗎？」

最後Fallon在聖誕節回家的時候，把這個關於自己可能是變態的大發現告訴了自己的媽媽。

沒想到媽媽聽完後並不驚訝，而是遞給他一本書《離奇凶殺》。

為什麼要看這本書？面對Fallon的疑惑母親解釋說：

「這是一本歷史書，裡面談到的歷史殺人犯，正是你親爹的祖先，康奈爾家族。」

聽完後Fallon的心靈受到了無比強烈的衝擊：康奈爾家族，那可是歷史上出了名的變態家族啊！

這個家族里有出息的人是真的有出息，比如創辦了世界名校康奈爾大學的埃茲拉·康奈爾，就是這個家族的一員；

但這個家族里變態的人也是真的變態，從1673年有記錄來出現第一個弒母案罪犯托馬斯後，幾乎每隔百年這個家族就要出幾個冷血殺手。被編出童謠傳唱百年的變態殺人狂莉茲·波頓，也是這個家族的人。

Fallon順著這本書去梳理自己的家族歷史，發現自己的祖輩中不僅有殺人狂，有強姦犯，還有屠殺猶太人的罪人等等。

這是不是另一種證明變態真的會遺傳，證明Fallon的家族和他自己真的有心理變態者大腦特質的證據？

試想一下發現這一堆「變態祖輩親戚」後Fallon的內心是多麼慌張。

但他是科學家，他不能慌，他要穩住，要努力從所有的亂象中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於是，本著科學的精神，Fallon又給自己做了詳細的基因檢測。

從基因檢測的結果中，Fallon發現自己擁有所謂的「戰士基因」：這是一個位於X染色體上的基因，代號MAOA，與人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血液復合胺的分解有關。

如果它沒有正常工作，這些神經傳遞素的堆積將會造成人的反常情緒，導致人的暴力行為。

所以，這也是第一個被確定的與人類攻擊性行為有關的基因。自從這個基因的功效發現問世以來，有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證明，MAOA和暴力傾向之間的確存在聯繫，如果擁有這種戰士基因的人在兒童時期受到了虐待，將更容易做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

這個發現，讓Fallon教授將對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到了自己童年的回憶中。

曾經被他忽視的很多童年細節，成長經歷，開始慢慢浮現在他眼前。

漸漸地他發現，原來自己並非完全沒有心理變態的前兆，只是被掩蓋和遺忘了。

回憶童年，Fallon最大的感受是快樂。

他出生在一個和睦健全的家庭中。在他出生前，母親經過了多次流產，乃至於終於得到了Fallon這樣一個健康的寶寶後，一家人都格外珍惜。

父母從小對他也是用心呵護，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難以忘懷的傷害，更不用說是虐待了。

但越是這樣平靜快樂的童年環境，就越能凸顯出Fallon身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尋常特點。

首先，他是一個非常爭強好勝的人，但凡是比賽、競爭，都喜歡爭個輸贏，就算是玩遊戲打紙牌都非常認真投入，想盡辦法就是要贏，常常會惹怒和自己一起玩的人。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就像妻子說的，自己好勝心強到連自己的孫子孫女都不放水，的確有點奇怪；

其次，細細想起來，小時候他還是有一些暗戳戳的叛逆行徑。比如他曾經自制了管狀炸藥來玩，偷了別人的車子來玩，青春期時候還悄悄地闖進店裡去偷酒喝。每一次遇到警察被攔住的時候，他都是小夥伴中最淡定的那個人，完全不會表現出焦慮、緊張、愧疚等常見的犯錯後的狀態，乃至於每次被警察問話後他都是最快被放走的那個人。

他並不是能裝，而是真的很淡定，感受不到那種緊張。

而且，他做這些事情的動機好像純粹是為了開心，比如偷了東西後總是會原封不動地還回去，彷彿享受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

最重要的是，在他長大後，這種不尋常的行為還是時有發生。

比如，1990年代Fallon曾有一段時間住在非洲。當時他的一位好兄弟從紐約過來探望他，Fallon帶著這個朋友去了烏乾達和肯尼亞邊境的埃爾貢山基塔洞穴，遊玩了兩天後便送朋友回美國。

大概兩年後，這個朋友憤怒地找到Fallon，說再也不相信他了，因為朋友後來才知道，Fallon帶他去的那個洞穴是致命的馬爾堡病毒的起源地，但Fallon當時對此只字未提。

如果早知道那個地方這麼危險，他說什麼也不會和Fallon一起去的。

更不用說當年Fallon還帶著自己16歲的兒子，在那附近篝火、釣魚、露營的時候，真的遇到了獅子豹子之類的野獸，其他家人們都害怕得躲在車里，Fallon卻不以為意繼續帶著兒子在外面玩。

這樣想想，Fallon覺得自己有時候是真的挺混蛋的。

如果不是確認自己的功成名就是真的、家庭美滿也是真的，這些行為放別人身上，不就是自己研究的潛在反社會人格嗎？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自己沒有真的發展成一個反社會變態，把變態心理付諸行動呢？

經過深刻的反省、回憶後，Fallon認為是自己快樂的童年讓自己免於變態。

簡單說，他在成長過程中由於家人給予了足夠的愛和關懷，儲存了足夠多的「善良和快樂」，使得他即便長大後偶爾發神經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能懸崖勒馬；

由於足夠好的引導，他把爭強好勝的力氣用在了正途上。

「我回憶起母親，想起她在院子里，坐在三角凳上修剪杜鵑花。當時我心裡就想，她就是我凳子的第三條腿。我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基因和大腦，但母親是那條防止我傾覆的第三條腿。她總是堅定地認為我是一個好孩子，是她幫助我茁壯成長，成為了一個善良聰明的人。我被愛了，是這種愛保護了我。」

也是這個回想，讓Fallon提出了一個「三角凳」理論：

決定一個人變態心理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基因，大腦損傷，以及環境因素。

他擁有戰士基因和心理變態者的大腦結構，但卻由於成長的環境充滿了善意和愛，避免了他心理最終的垮塌和變態。

對自己的成長經歷有了從外到內深刻的研究之後，Fallon意識到自己這一路走來是多麼凶險。

除了感謝自己的家人、父母還有妻子總是在對的時間引導他做對的事情外，Fallon也渴望能夠靠自己建立起一種能約束自我變態心理的機制。

因為在Fallon原有的研究中，自己這樣的人是非常危險的，大腦的構造決定了自己就是衝動易怒情緒化的人，缺乏自發的同理心，在理智上能夠理解道德原則但是在情感上缺乏適當的同理心。

所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Fallon開始培養自己一個心理習慣：

當他遇到一些糾結的問題時，他會反問自己，「一個善良正常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怎麼做？」

通過這個習慣，他漸漸改正了許多生活上原有的毛病。

比如，當他妻子的家人過世的時候，Fallon原本想隨便找個藉口推脫掉葬禮。

但在反問自己過後，他意識到一個善良的人應該懂得，自己的陪伴對妻子來說很重要，於是放棄了去海邊喝酒的計劃，陪妻子回去參加了葬禮。

類似的事情還很多，妻子也表示在Fallon對自己深刻反省研究過後，他變得更加體貼，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了。

如今，Fallon教授關於「天生變態狂」的研究，在經過對自己的懷疑和反省後得到了深化。

他開始面對公眾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帶領大家一起探討在變態心理方面，「天生的生理特徵」和「後天的成長環境」之間的關係。

Fallon的理論吸引了很多人，2009年時，他還受邀客串了著名美劇《犯罪心理》中的一個心理變態的心理學教授：在劇中介紹自己的理論，簡直是在本色出演。

經過這些年的研究，Fallon的理論彷彿又回到了一個「模擬兩可」的階段：

既不是完全的基因決定論，但也並不認為足夠完美的成長環境就一定能避免心理變態的養成。

在如今年近70的Fallon眼裡，多年的科學研究能夠告訴他的最重要最明確的道理就是：

人性是複雜的，人的善惡行為的產生過程也是難以捉摸的。

關於善惡形成的原因，像Fallon這樣的科學家們還會繼續研究下去。

不過，公眾從Fallon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肯定的是：有愛的環境更有可能避免個人走上歪門邪道，而童年的創傷和虐待，不管是否會改變大腦的結構，都更有可能催生出心理變態者。


[https://fortuneinsight.com/web/posts/224649?fbclid=IwAR25CNu1cX_-DCwAStsblmbycZij4LaoZDNIan8ipLsQBoS5d2nwgMjT7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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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57 歲的「台灣女孩」說起 — 中國文化的年齡政治

「台籍」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凌友詩一夕爆紅於網絡，因為她在會上關於「支持兩岸統一」、「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演辭，七情上面，極有朗誦感，再用力一點，就有北韓官台第一女主播李春姬的風範。

凌友詩很自豪，演講風格激昂：「作為一個平凡的台灣女孩、一個香港的外來客，今天能歷經『一國兩制』的實踐、共襄兩岸統一的盛舉……」然而據傳媒起底，凌友詩今年 57 歲，自稱「女孩」，顛覆了一般人對「女孩」的認知。但根據香港高智商局長羅致光提高綜援申領年齡資格的政策想像，「當大家都有一百二十歲的時候，六十歲的人就是『中年』」，57 歲仍未到「中年」，自稱為「女孩」亦未太離罩。

「台灣女孩」四個字，其實充滿年齡政治。在中文和中國文化之中，年齡就是輩份，有相應的權力和義務，中原文明自西周以來，輩份即政治，不能少看屁股耆老之別。自稱「女孩」其實是一種低姿態的說服進路，發言者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年幼、真誠、無染的形象，為接下來的議題鋪路。

凌友詩先自報家門，談自己在台灣讀完中學、之後去香港讀書、進入特區政府，並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之類之類。建構了這個台灣身份之後，進而宣示「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參與國家的政治體制而自豪」；她也主張中國應該在戶籍上將台灣人納入中國公民，建立台灣人與中國的所謂「法律關聯」。

中國體制在這裡是帶有成年想像的，而台灣和香港則被演繹為一個大家庭的新成員。凌友詩的港台身份並不只是「代表權」，而是透過「平凡台灣女孩」、「香港的外來客」，在家長式的中國體制之前，展現出客體、低姿態，以及等待被統治的屬性。將台灣人納入中國公民體系之中，凌友詩描述為「中央政府能像母親認回親兒一樣」，語調雖然煽情但內容是一步都沒偏離過中國的對外意識形態。

在香港，我們對這樣的政治語言並不陌生。「主權移交」（Handover）在中文語境中，一開始是廣東話的「中國收返香港」，之後再定於一尊：「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在官方史觀中，是一個迷途知返的小孩。「現代香港」自開埠以來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比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長一倍，是民間自己重認歷史而得知；在文化和經濟甚至救災上，香港作為先行者、協助者和救濟者的角色，也在大歷史中慢慢煙滅。

甚至中國在談自身改革開放的時候，也淡化自己借助了香港的歷史，甚至說香港以前有經濟發展，是因為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甚至在所謂的反對派中，中國是「阿爺」，年齡是充滿政治的。

甚至中國在 2003 年將沙士傳入香港，令香港人仰馬翻之後，再用「自由行」這種經濟毒品淘空香港產業，也經常被論述為「家長援助兒子」這樣的家庭倫理政治。金融風暴中，香港自己擊退炒家是歷史，但在中國的官員和人民心目中，香港是「在中央支持下」才能成功。再之後發生的中國人哄搶物資、建立走私經濟，中國人也有「內地幫助香港經濟」的恩主政治學，而不談自己需要「安全日用品」的本質。

中國殖民者的影響，則是香港自身的想像幼體化，需要家長管轄而沒有自治或獨立能力，可說是另一種將接手前的香港貶為「Barren Rock」[1] 的進路。而這種意識純粹只是權力需要，而與現實無關。在殖民統治的力場之下，經常需要做的是歪曲現實，將老熟的東西改成幼小，將新興的東西想像成老熟。

被統治者經常要洗刷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將自己想像成土著，將自己的風塵洗掉，就像 57 歲的女人會自稱為女孩，香港稱中國為阿爺，是一樣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之前的所有政權均聲稱繼承「中原」開天辟地以來的所有文明歷史，則是年輕人化一個老人妝。

「老」在中國文化中，是代表權力的。所謂媳婦熬成婆，權力和年齡總是成正比。以下這個民間故事，已經流傳多年：相傳紀曉嵐私下稱呼乾隆為「老頭子」，被後者發現並問罪，紀曉嵐回應：萬歲長壽為「老」；萬物之首為「頭」；聖人和老師稱為「子」，連在一起便是「老頭子」。馬屁擦到這個程度，乾隆就沒跟他計較。這個故事雖然胡鬧，但挖下深層，便是說到了權力機構的歷史感。「老頭子」這個詞有時也被用來形容一個集團中的首領。

求老和求年輕，在不同的權力處境中，有不一樣的表現。在權力機構，「老」往往不是劣勢（除非造成肉體死亡或失智），而是強勢，因為年齡老，代表輩份，代表人脈、聲望、財富、經驗都多。

年幼亦不只是肉體，還是一種順服和無知，那是被統治者的自我修養。即便不是真那麼年幼，也要裝出個樣子。就像 57 歲的女人也要自稱女孩，因為她的談話對像是權力機構，就是一班萬歲的老頭子。在他們面前，自然便成了女孩和男孩 — 被統治者。

注釋：

[1] 多年來流傳一種說法：以前英國人習慣將香港貶為「Barren Rock」。這位朋友對這個問題有如此的考證。我比較傾向認為「Barren Rock」之說的盛行，是中國歷史家對香港英殖史的反動，即他們站在「香港是中國的」的立場，反向地建構了一個「英國認為香港在開埠前空白一片」的論述，作為自己論述（香港一向就有深厚中國文明）的破解對象。

不過即使有人認為「英國人視自己殖民之前的香港是空白一片」，則現在中國人（及歸化中國的香港人）認為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前是黑得反光、混亂困苦，而現在則撥亂反正，其實也是自我中心的五十步笑百步。

近年一些以香港英殖時期為背景的影視作品，也是持這種立場，即強調「英殖時期非常黑暗」。例如《反黑》、《葉問外傳：張天志》甚至《福爾摩師奶》，都是很安全、政治正確也值得我們注意的意識形態風氣。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BE%9E-57-%E6%AD%B2%E7%9A%84-%E5%8F%B0%E7%81%A3%E5%A5%B3%E5%AD%A9-%E8%AA%AA%E8%B5%B7-%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7%9A%84%E5%B9%B4%E9%BD%A1%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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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讀過犯罪心理研究書籍，你發現大陸已前的「文宣兵」至到現今的「網軍」的反擊句子，加上「又窮又囂張」的特質；在網上和現實一致；90＋％乎合「變態基因」（

1.「比如他經常情緒失控，魯莽，好勝心特強」，看大陸網軍、大陸人外遊或來港的行為便知。最近例子如某用筷子食pizza的意大利廣告，都被大陸人說「辱華」......

2.「連和自己孫子孫女玩遊戲都要拼命爭個輸贏」，形成專制「父權」和「老人」政治。經常掛著「儒家」的招牌招攬「女孩」、「童子」......可參考如<<從 57 歲的「台灣女孩」說起 — 中國文化的年齡政治>>的事件和描述古代官場文化之書籍。那「臺灣女孩」獲得很多掌聲，正正是因為她滿足了、抓中了那些「變態」老人的情感，的確高手～女「老司機」～

）。然後再讀大陸「秩序」和社會研究，你會更了解「新中國特色」。

每個國家的人或罪犯都有當地特色/特定的行為模式/作風，與當地制度和生態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落後」中國大陸，這類低文明地區的利益關係是建立於感情上而非完善的制度或具科學化的「秩序」(那「臺灣女孩」的表演和被認可正反映了這事實)。當大陸人想向目標提出請求、幫忙或甚至佔便宜等「有所謀」時，會先向目標稱乎「朋友」、「兄弟」、「姐妹」或甚至「大家都是中國人」，先建立（亂扯上）關係或情感（即俗稱的「認屎認屁」），作為「謀利」的「潤滑劑」；但如果你拒絕，「潤滑劑」或「關係」斷了或甚至陰謀失敗，他們就會「反臉」。為什麼中共的「統一方針」是「大家都是中國人」？因為大陸低端人口多，加上專制/高壓統治，自然容易產生「變態」人；既然這麼多難以管教的「變態」人，陰謀家用他們搞「低級紅，高級黑」是最適合的；既對內可鞏固權位，對外又可發動攻勢、發洩和轉嫁問題。為什麼他們不喊「大家都是大陸人」呢？因為香港、臺灣不是大陸，加上連大陸人都心知「大陸」劣；所以「大陸」不是良好的「潤滑劑」，即「大陸」（這個「品牌」）本身「擺不上大枱」又佔不了週邊地區的便宜......一切都是「變態的設計」！ 大罪犯（如「親中」走私集團）製造/包容小罪犯（如水貨客）！

「香港移交大陸」猶如把一個有文化又有錢的氣質美女交給一個無文化又窮的「變態」佬。天天喊「大家都是中國人」猶如「變態」佬想跟那對他沒興趣、「濕不起」的美女上床，要她淘「KY」（用性交的潤滑劑）以便進行性交，她拒絕就以分裂、破壞和諧等（政治上如「反中」、「分裂中國」）施暴。再進一步，為了面子的「變態」佬要合理化佔有美女，會用盡辦法「拉低」美女，當美女不再是高高在上時，身份就對等了。變態佬/婆就是有份強烈、執著的好勝心/貪念。「一家人」就係大家一齊變「cheap 」或「變態」。

「低級紅，高級黑」現象是從大陸民間生態孕育出來的。「大陸特色」的階級鬥爭（

從國共內戰開始。若不是中共夠「變態」去利用老弱婦孺作為臭名遠播的「人海戰術」「砲灰」，當年國民黨也不會戰敗。今天，中共又想借香港女孩在臺灣被殺一案，作為香港「引渡條例」的籌碼，為增加干預「一國兩制」和臺灣開路。就那舊、新兩件考驗人性和良知的事情，無論是當年或今天，抵抗或反對中共者，都被逼扣上「殘酷」的罪名或做殘酷者；但真正的變態魔鬼「戰士」就是由一班「低端人口」組成/支持的中共！

）和低端人口已有70年歷史了，並非浪得虛名！英國佬走了，如果連美國佬都走（取消「關係法」）的話，就真係剩下「天佑（曾經是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和臺灣」；「氣質淑女」也變成「低端妓女」。

（通常人過60歲才喜歡想當年，但香港很多才70/80後就有這個傾向；因為他們的黃金打拼時期碰上時代的大轉變，香港變化太大又被衰退，被逼想當年、被老了）

真正的「貴族」一定是經得起考驗和貼地的

一、

昨天中午，我跟布朗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同門師兄弟們一起吃飯，座中聊到了系上V教授跟他的兒子。

V教授生於1955年，他是演算法大師Donald Knuth的得意門生，25歲就從史丹佛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年紀很輕就到布朗大學當教授。後來他在1990年代末期轉往杜克大學擔任計算機科學系系主任，目前則是密西西比大學的校長。

而V教授的弟弟是聯邦參議員。據說他們家極為富有，在路易西安那州的莊園大到可以跑馬，跟電影《亂世佳人》裡的場景差不多。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如果說有人活得像是貴族一樣的話，那V教授一家人差不多就是了。

二、

V教授有一個兒子史考特，他小時候，我們這些同門師兄弟們都見過，甚至還跟他一起玩過。

史考特長大之後非常的帥，而且也跟他爸爸一樣，非常的優秀，他是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機械博士，但是在讀博士之前，他志願加入美國陸軍，擔任中尉排長，而且還被派到阿富汗參戰。

中華文化向來重文輕武，菁英們往往認為從軍是粗人們幹的活兒，因此富有家庭的父母通常不會讓自己的子弟們從軍。但是美國文化崇尚武勇，菁英們認為保家衛國是他們的責任，而富有家庭的子弟們在從政之前，往往會先去當個幾年的志願役軍官。

所以我們這些布朗大學的同門師兄弟們一致認為，V教授的兒子格局不小，看來目標至少是個聯邦參議員。

三、

美國的約翰甘迺迪總統出身鉅富之家，他的父親在二戰初期擔任駐英大使，但是約翰甘迺迪在二戰期間還是志願加入美國海軍，擔任魚雷快艇的艇長，在太平洋立下戰功，成了英雄。

老布希總統也是出身鉅富之家，他的父親是聯邦參議員，但是他在二戰期間也是志願從軍，擔任海軍飛行員，同樣立下戰功，成為英雄。

老羅斯福總統的一家是美國紐約州最有錢的家族之一，他在美西戰爭初期原本擔任海軍副部長，但是開戰之後，他辭掉了官位，自己組織了志願軍到古巴參戰，在Kettle Hill戰役中先身士卒，獨自騎了一匹馬衝入敵陣之中，擊潰西班牙軍隊，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

他們三人能選上總統，跟他們的從軍經歷都有很大的關係。

四、

英國皇室的男性成員傳統上都要上軍校，並且在軍隊中服役。查爾斯王子在皇家海軍當了五年的尉級軍官，威廉王子在英國海軍、陸軍、空軍一共當了八年的尉級軍官。

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為了爭奪福克蘭群島而開戰，當時伊莉莎白女王的二兒子安德魯王子，在航空母艦無敵號上擔任直升機駕駛員，隨著軍艦被派往南大西洋前線。

英國政府擔心王子戰死，影響到士氣，因此打算把他調回英國本土。但是伊莉莎白女王堅持要安德魯王子留在船上，而安德魯王子也真的參與了好幾次戰鬥任務。

伊莉莎白女王的孫子哈利王子也是英軍的直升機駕駛員，他在2007年及2012年兩度被派往阿富汗戰場，前後共30週。

五、

史記留侯世家裡有一段故事：漢十一年，漢朝的開國元勳黥布造反，漢高祖劉邦打算派他的太子領兵討伐。

結果太子的幕僚「嵩山四皓」大為驚慌，認為「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意思是說，太子如果帶兵打了勝仗，那也還是只能當太子，一點好處都沒有；但是如果打了敗仗，那這個太子大概就要被換掉了。

後來他們透過呂后去關說漢高祖，要漢高祖自己帶兵去打仗，留太子在京城裡看家。而這個計策非常的成功，也讓太子保住了皇位繼承人的地位。

中國人非常喜歡讀歷史，而史記留侯世家是必讀中的必讀，所以漢朝以後的歷代讀書人都知道這個故事，而太子不將兵、不參戰，也成了中國歷朝歷代的傳統。

六、

麥克阿瑟將軍的父親是陸軍上將，曾經擔任過菲律賓總督。

巴頓將軍的家裡極為富有，父親當過市長，祖父是南北戰爭中的南軍上校。

而曾經代表美國共和黨競選過總統的馬侃是越戰英雄，他在1967年越戰期間駕著戰機轟炸河內，結果不幸遭北越擊落，當了六年的的戰俘，受盡折磨。

當馬侃被俘的時候，他的父親是美國的海軍上將。

七、

英國的貴族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死傷慘重，戰死沙場的，有24人擁有正式的爵位頭銜，有95人是爵爺的兒子，有超過1000人是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的畢業生。

八、

中國人相信「馬上得天下易，馬上治天下難」，所以歷朝歷代的開國功臣大多是武將，但是那些武將的後代很少子承父業，繼續當武將上戰場。而文臣的後代，去從軍的當然就更少了。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當中，父子兩代都是名將的例子好像不多。我能想到的，有戰國時期的趙奢、趙括父子；秦朝的王翦、王賁、王離祖孫三代；宋朝的岳飛、岳雲父子；明朝的徐達、徐輝祖父子。而這些武將家庭，剛好又大多是以悲劇收場。

當然，中國的帝王總是擔心開國功臣的家族會擁兵造反，應該也是個主要原因。

九、

蔣介石的兩個兒子都是上將，但是蔣經國應該是沒有上過戰場的。而傳說蔣緯國在納粹德國受裝甲兵訓練之後，曾經隨著德軍在1939年攻入波蘭，也不知是真是假。

陳誠的兒子陳履安沒有服兵役，當時為了他要出國讀書，政府還臨時修改了兵役相關的法令，引起不小的風波。白崇禧的兒子是知名的作家，不是軍人；而郝伯村的兒子郝龍斌雖然正常服完兵役，但是也終究沒有再走上軍旅一途。

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大多是軍人武將，他們的子弟也大多有軍職，但是真正上過戰場的，應該很少。

韓戰期間，毛澤東派他的兒子毛岸英前赴戰場，擔任志願軍司令彭德懷將軍的機要秘書兼翻譯。雖然那不是最前線，毛澤東不是帝王，毛岸英也不是太子，但是在中華文化裡，這也是難能可貴了。

只可惜就這麼不巧，毛岸英被突如其來的美軍轟炸炸死了。從此之後，中國的開國元勳們願意派子弟上戰場的，恐怕又更少了。

十一、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菁英家族的地位無法世襲，所以當國家遭逢危難的時候，菁英們必須挺身而出從軍，才能保住他們菁英家族的地位，讓眾人心服口服。

而英國雖然一直保有皇室跟貴族，但是英國也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皇室跟貴族們的日子一直過的很不安穩。西元1215年的大憲章跟1689年的權利法案，都是貴族們聯合起來逼著國王簽的，而平民百姓們又一直威脅著要收回貴族們的世襲特權。因此，當英國遭逢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危難時，貴族們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他們必須先身士卒，顯得比一般平民百姓們更愛英國，更願意為英國戰死沙場。

而也就是因為英國的貴族們有這個勇氣，所以雖然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民主化的國家，但也是目前世界上極少數還保有皇室與貴族的國家。

至於中國，由於中國以往一直是個君主極權國家，所以皇室、貴族跟菁英們並不會感受到來自平民百姓的壓力，不管是在承平時期或是戰爭時期，他們往往都會覺得戰爭是粗人跟中下階層的事。

好鐵不打丁，好男不當兵。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中國的貴族子弟只要好好活著，不要犯錯，就能繼承上一輩所留下來的地位跟權力。

十二、

英國是個民主國家、美國是個民主國家，而台灣也是個民主國家。但不同的是，美國跟英國都是經過戰爭試煉過的民主國家，而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並不曾經歷過任何的戰爭。

一個民主化的國家，如果其菁英並沒有為了保家衛國而前赴沙場的打算，那不但是非常的不道德，而且也是非常危險的。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888?fbclid=IwAR1s0XLveZm1ZJernkll4Y_aApeENFUFZhAw0v8zvMEvdtS2QAa6DtIm7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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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中國特色「貴族」絕大部份都是經不起考驗、「離地」的。這點，香港人跟大陸人也差不多，不管親那國，「中產」已經高高在上似的飄；只有仿/偽歐美「貴族」的外殼，卻沒有「貴族」的內涵或實力，並以貌取人。除了演員或有需要演出的人，真正的大帥哥唔鍾意著得咁誇嘅～

還有，又舉「佔中」例子，大部份香港和大陸有三類人：
1)自命「高尚」、獨善其身；
2)網絡上打嘴炮、指點江山、食花生；
3)在現實中做路人甲

不管是親哪邊，出來「佔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英美典型精英的勇氣，阻止衝突情面、保護良好示威的學生、平民的義士則更具其精英的影子。因為真正的「貴族」是相對「大劣人」的另一種且更少部份的人，怎會浪費心力來滿足陌生人（更不用說「大劣人」）？更不屑那些虛無飄渺的群眾壓力或眼光。如果大部份香港人真係有我咁嘅實力又貼地，就唔會浪費我10年時間喇～

強大的國家一定有不少(真正的)「貴族」支持，而「貴族」一定是經得起考驗和貼地的。你未打過「仗」都無資格入門做精英，而那些連聲都唔敢發的更是「垃圾」！

反對社工專業互認

致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我們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就2019年2月18日正式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寫道：「......鼓勵港澳與內地社會福利界加強合作，推進社會工作領域職業資格互認，加強粵港澳社工的專業培訓交流......」有關三地社工專業的互認論，我們所發起的聯署反映眾多香港社福機構同工及接受服務的市民表示反對，敬希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閣下就以下兩點作出回應：

1)政府何時曾向公眾及社福界進行諮詢？ 就2月19日特首回應傳媒稱《綱要》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層次高、範圍廣、內容廣泛」的發展大框架，香港由最開始已有份參與草擬，故不是「被規劃」，而是積極主動參與。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會就重要政策進行公眾諮詢，最近就有「土地大辯論」，較早前有「全民退休保障」。然而，是次影響深遠而且廣泛的「三地社工專業互認」並未進行任何諮詢，如果香港的社會服務不是被中央規劃，就是被特首規劃了。

2)三地社工註冊制度無互認基礎

目前，中港澳三地有關社工註冊制度如下：

香港：完成獲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審批及認可之社工課程後（包括完成課程要求及實習時數），可註冊成為專業社工，並受香港法例第505章《社會工作註冊條例》 監管，未經註冊為社工的人士不得對外宣稱自己為社工。有關條例於1997年4月23日通過，1997年6月6日生效。

中國：考取國人部發[2006]71號《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及《助理社工師、社工師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後，以「授証方式」獲取社工註冊資格。有關政策於2006年7月20日發佈，2006年9月1日施行。

澳門：社工局於2009年開始研究，現正就社工註冊制度立法諮詢。

無論從社工註冊制度的形式或發展步伐，以及三地社會服務的發展文化，明顯都有很大差異，完全沒有專業資格互認的必須及條件。

此外，回應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閣下曾於2019年2月19日表示「而家就係由香港政府自己決定，當然同埋各界同埋我地市民決定」，所以我們必須清晰陳述表明反對社工專業互認的下列觀點：

1）互認一向不存在！
本地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一直也沒有與內地院校或機構建立資歷互認制度。昨天沒有，今天也不應因為一份《規劃綱要》而忽然彈出一個互認制度。社總會長正是上屆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主席，去年澳門社工局來訪交流時，早已斬釘截鐵地表示可預見的未來，港澳社工資歷互認暫時沒有可能出現！

2）不要政治正確，業界要專業正確
內地社工課程內容與本地有相當大的差距：是學術上的差距，是課程設計上的差距，也是社工價值的差距。兩地獲取社工資格完全不同，包括有豐富社工資歷的老師為社工學生作培訓和實習督導，本港社福機構亦有較完善的人手編制以監察社工提供的服務質素，令社工年資的認受性提高。這種差距，是專業上的不足，故資歷互認是毫無基礎的。

3）社會公義是核心價值
近年澳門計劃建立社工註冊制度，但就工作守則是否會加上「社會公義」四字，也極富爭議。此事反映，個別地區對守護公義有不同的堅持，那不堅持「社會公義」為核心價值的社工，如何不畏強權站在服務使用者的一方呢？當中香港社工與內地社工對「社會公義」的理解，相距十萬公里。究竟政府是否部署加強控制社工在提供服務時不要「僭越」政府的主控權，不要再為服務使用者發聲而純粹做維穩工作呢？

4）內地社工會影響香港社工的供求
本地社工課程，包括學位和非學位課程，相當足夠，甚至有供過於求的情況。所以，輸入內地社工，絕無需要。除非求大於供情況嚴重，否則香港社福界又怎會優先聘用分不清楚「公屋」和「居屋」、「東方」與「蘋果」分別的內地社工呢？

5）香港要社福規劃，而不是要被規劃
本地社福界缺乏長遠規劃多年，羅局長叫我們不要懷緬和陶醉過去有社福規劃的年代。言猶在耳之際，忽然《規劃綱要》就要我們社福界被規劃？我們不要大灣區，我們只想攪好本地的社福規劃，攪好本地民生。

總結：目前香港、澳門及中國之間的社工交流正在順利發展，港中兩地早已存在互相取得社工註冊的合法途徑，實不需要節外生枝而花上心力。香港社會福利政策千瘡百孔，政府理應投放更多時間與精神重啟社福規劃、檢討整筆撥款制度、檢討綜援制度、落實全民退保等惠民措施，才是政府應有的責任。

2019.2.27.

(社總將會收集整理聯署名單後連同此信件電郵及郵寄給特首)

 

「祖國」咁多同胞需要幫助就無社工，偏偏來香港幫手？引入大陸社工為幫大陸人搶福利只是「前凑」，「戲肉」是培養政治資源重演「反右」鬥爭！

自1997以來，「一國兩制」給香港人感受到是一個具侵略性、破壞性的大騙局，從各種加劇本地就業供求不平衡和改變供求人口結構的「互認」可見一斑。先進國家有如優質的公司，可以handle「One Company Multi-Systems ＆ Cultures」，但中共連自己的「One Company One System」都未handle得好，你會相信中共能堅持「One Company Two Systems」？佢無能，咪夾硬merge囉～世上不缺「眼高」的人，但「手高」就真係少～又無能又野心大，懶蛤蟆想食天鵝肉！

中國向來多詐騙。要不是「低端人口」多，毛澤東之流怎可能上位？「低級紅，高級黑」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及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其中，兩次最嚴重的騙案包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騙局，以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騙局。

（編按：本報特別分成一、二兩篇刊登梁慕嫻女士大作，第一篇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一場騙局加以敘述，第二篇則就香港回歸和港台人士何以一再受騙進行深入剖析。）

作家笑蜀於1999年主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於2013年再版。本書收錄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黨史通訊》等內容反獨裁，要民主的社論、評論、聲明、文件和講話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華日報》1946年3月30日社論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他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說：「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書內文章的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章漢夫、夏衍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達到推翻國民政府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向全中國人民許下建立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承諾，引誘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確相信中共的宣傳，前赴後繼地投奔延安，以為這是中共的莊嚴承諾。

實情是，毛澤東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而且的確提出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又具體建議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經過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成立聯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已經荒腔走板變了調，除提出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更主張建立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論聯合政府》的論述已經被他改變得面目全非，更明顯地推翻先前的所謂承諾。

民主、憲法、共和國變調 一切只是統戰策略陰險騙局

雖然如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還是按計劃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各黨派、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代表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因為政協會議的召開讓毛澤東在10月1日宣佈新成立的政權有了合法性。

共同綱領帶有臨時憲法性質，宣佈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明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聯合政府內，非中共人士張瀾、李濟深、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佔6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佔半數；在政務院中，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擔任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部長以上職務，真有聯合政府的格局。這樣似模似樣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的確令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誤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誠意，忘記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稱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北京。

然後，當1953年毛澤東提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時，事情就慢慢地起了變化。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9月發表《改造資本主義必經之路》的講話後，便開始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令大型私營工業企業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實質是對私人商業的吞併。

到1954年9月，隨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後，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共產黨人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色彩已經消失，政治協商會議變成咨詢機構，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統戰策略。

事情的惡化並未停止，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4月，毛澤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號召黨外人士鳴放，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許多知識分子又再信以為真，有些人還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紛紛提出批評意見。於是，毛澤東再次違背承諾，整風運動急轉為反右運動，這就是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反右陽謀運動了。全國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給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徹底的重創，使民主黨派徹底成為擺設的花瓶。至此，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的共和國制度建設，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取代。這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陰險騙局，中共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宣佈完成了。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efd10df4-c8e3-4c30-bccb-0e7c2807f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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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以下是兩次嚴重騙案的回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在是一場大騙局

作家笑蜀於1999年主編《歷史的先聲 — 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於2013年再版。本書收錄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黨史通訊》等內容反獨裁，要民主的社論、評論、聲明、文件和講話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華日報》1946年3月30日社論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他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說：「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國林肯總統定義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書內文章的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章漢夫、夏衍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達至推翻國民政府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向全中國人民許下建立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承諾，引誘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確相信中共的宣傳，前赴後繼地投奔延安，以為這是中共的莊嚴承諾。

實情是，毛澤東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的而且確提出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又具體建議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經過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成立聯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己經荒腔走板變了調，除提出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更主張建立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論聯合政府》的論述己經被他改變得面目全非，更明顯地推翻先前的所謂承諾。

雖然如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還是按計劃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各黨派、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代表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因為政協會議的召開讓毛澤東在10月1日宣佈新成立的政權有了合法性。

共同綱領帶有臨時憲法性質，宣佈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明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聯合政府內，非中共人士張瀾、李濟深、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佔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佔半數；在政務院中，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擔任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部長以上職務，真有聯合政府的格局。這樣似模似樣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的確令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誤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誠意，忘記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稱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北京。

然後，當1953年毛澤東提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時，事情就慢慢地起了變化。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9月發表《改造資本主義必經之路》的講話後，便開始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令大型私營工業企業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實質是對私人商業的吞併。

到1954年9月，隨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後，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共產黨人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色彩己經消失，政治協商會議變成咨詢機構，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統戰策略。

事情的惡化並未停止，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4月，毛澤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號召黨外人士鳴放，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許多知識分子又再信以為真，有些人還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紛紛提出批評意見。於是，毛澤東再次違背承諾，整風運動急轉為反右運動，這就是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反右陽謀運動了。全國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給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徹底的重創，使民主黨派徹底成為擺設的花瓶。至此，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的共和國制度建設，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取代。這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陰險騙局，中共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宣佈完成了。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是另一場更加陰毒的騙局

當初，中共為安定民心，平穩過渡，於1984年12月與英國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並根據「聲明」第三段第十二條訂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香港人看在眼裏，有這樣莊嚴的聲明，又有這樣白紙黑字的承諾，很難不相信中共的誠意。於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歸」，相信中共會遵守諾言，給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例如三權分立，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真普選。

筆者當時以為時代己經進化到科技電腦時代，中共無論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翻雲覆雨時代了，便與香港人一樣相信中共的承諾而認同民主回歸。可是我錯了，當我發覺中共並沒有在回歸後把地下黨公開的計劃時，就心情沉重，憤怒莫名，斷定這場所謂回歸實在是一場騙局。以下是摘自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運作，一國兩制就是一場偷天換日的騙局，這就是所謂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月）

「決定地下黨不公開，誤導港人以為真的回歸中國，而實質卻是回歸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騙局。」（2003年8月）

「香港回歸並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實在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2004年4月）

「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只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我們再受騙了。」（2007年6月）

「中共為甚麼不把地下黨公開？共產黨早有深謀遠慮的計劃，知道在基本法的規範下，他們無法公開統治香港，只有留着地下黨，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地下黨的歷史任務還未完成。由開初到現在，共產黨從未打算過真的讓香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只要地下黨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動，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場大騙局。」（2009年）

回歸之初，中共為了實現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部署了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攻勢：

先是發動愛國論的討論。提出「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非愛國者不能參選」等等說法，為陰謀推翻基本法作輿論準備。筆者在文章中反駁說：把「黨」加「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價值、誠信、廉潔和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然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力論」：「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他又引述鄧少平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議會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由愛國論到權力論的輿論戰，己經充份說明了中共計劃違反基本法，奪取香港管治權，改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為它所用的決心。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文章《一國兩制的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己經變成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圖及途徑，讓港人窺見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輿論戰己經打得差不多了，中共開始行動。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作出決定：「否決香港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同意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當時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洶湧，極度悲憤。筆者也無奈地認為，既然有了時間表，這仍然有希望，並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後中共絕對有可能再度推翻決定，十年後的這一次，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共兌現承諾。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誓把這個2017年的承諾化為香港的現實。

可是，我又再次估計錯誤了。我發現梁振英開始蠢蠢欲動，不斷自我宣傳，便知道，原來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個隱瞞身份的地下黨員出任下屆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時間表的承諾，只是吊着市民胃口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憤恨，我又上當受騙。

自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後，中共強橫全面奪權的計劃，勢如破竹地展開。1914年6月中國國務院就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又於同年8月3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是之後雨傘運動直接導火線。

最後，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及香港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與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這樣，《中英聯合聲明》被消失，「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作出正式歸結。

為甚麼幾代的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總是相信中共的承諾而上當受騙？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因為我們生活在實行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習慣性地對契約、合約、條約的尊重，正如我們常用的信用咭或房貸一樣。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訂定的條款，也相信別人也一樣遵守。不會相信一個泱泱大國，一個一國之尊，一份國際性文件會出現違諾之事。如果有人毀約必需要有理據，也應付出代價。

二。很多人受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所影響，總是被一種強烈地希望為國家貢獻力量的感情所牽制，盲目的愛國情懷掩蓋了一切理智的思維。人們不知道愛國這種崇高的思想，不能用於現在這個中國上，因為中國現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眾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國共產黨所騎劫。山河己經變色，民眾思想人格己經淪落，愛現在的中國等於愛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兩者不能分割。所以現在的中國不能愛。

三。未能認識中共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

把中共的美麗的言語理解為莊嚴的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國共產黨哪裏是對人民的甚麼承諾，他們自己對過去和現在所許下過的美麗的言語，世人以為就是承諾的都不會認為是一種承諾，而只是一種策略。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們以為是他們承諾的美麗言語，是政策的產物。

因應時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發展勢力的策略口號或權宜之計，其實是中共的傳統，一脈相承遺傳至今。因此，當他們把以前的美麗言語一筆鈎銷，隨時靈活轉換策略的時候，可以面不變色心不跳，那些黨員不會有任何抱歉心，羞恥感，因為這只不過是策略的改變。
如果我們用道德觀點去批評他違反諾言，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他們卻無動於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你，無恥、無道、流氓、惡魔，我們就算罵他個狗血淋頭，也是搔不到癢處，摸不到中共本質要害的誤解。嚴格來說，中共並不是撒謊，也不是違諾，他們實在是一個為搶奪政權而建立，一個功利性不擇手段的黨，這就是它的本質。
辛子陵的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

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後，毛澤東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

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番講話充份體現了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的傳統。公開有一套，黨內另有一套。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的需要。毛澤東的講話是示範如何蔑視憲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樣。

朋友們，我們受中共欺騙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輕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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