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香港的憲制主義

憲法（Constitution）對一個國家極為重要，但港人本身對憲法的認識已經未必多，更何況天天都要面對中共的胡言亂語、港共的語言偽術、左膠的詭論巧辯，對憲制和對所謂的常識的理解會容易被動搖。《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不單是中共主導，當中根本沒有英國憲法的專家，《基本法》背後的精神與英國的亦有相當大的差距，導至香港頻頻出現「深層次」問題。英國的憲法歷史源遠流長，其精神十分值得港人學習，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優良傳統亦值得港人守護。不論是全民制憲或是永續《基本法》，港人必需要對憲制有最認識和理解，基本的理論必需要釐清，這也是本文章的主旨。

英國的憲法與很多國家不同，英國的憲法是不成文（uncodified）而且不是單一的。它是由很多條約（Treaties）、法律（Acts of Parliament）、慣例（Conventions）、案例（Precedents）、及具約束力的文件組成。英國憲法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1215年 的大憲章（Magna Carta），當時的貴族及諸侯（Feudal barons）以大憲章來抗衡皇帝無限的權力，使皇帝不能為所欲為。其後，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s更列出了一些皇帝不能侵犯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到了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皇室被迫承認權利法案（Bills of Rights 1689），此法案再進一步限制了皇室的權力，並確立了議會的地位（Parliamentary Soveriegnty）: 皇室必需要以議會的法律來管治國家，國家必需定期舉行議會選舉，皇室不能干涉議會内的事務（Proceedings），而議員亦享有無限制的言論自由。

在光榮革命的時代，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巨靈論》（Leviathan）一書中論證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和主權（Sovereignty）的關係，成為了「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的雛形。自然狀態是指人類在原始社會沒有管治者、沒有法律的情況下的處境，每個人都擁有「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有徹底的自由行事，人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殺人、搶奪資源，或其他傷害他人的行為成為不被管制的常態，結果人類的生命是非常短暫、殘酷、孤單和充滿恐懼的。他認為這樣的環境是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war of all against all），人的身家性命財產都不會有保障。為了擺脫自然狀態而走向文明社會，他認為人們應放棄他們的的「自然權利」，把這種權利轉交給一個主權/統治者，讓他來建立一個有文明、管治和秩序的社會，每人的少少權利的總和就變成了管治者的管治權力來源。人因為不想進入自然狀態，所以犧牲一點自由甘願被管治來換取安全和穩定。

幾十年後，另一位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完善了其社會契約論，他認為管治者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自衞或自保的自然權利，所以管治者是這些自然權利的代理人和執行者，而每一個人不再在自然狀態中，也不再是自己權利的訟裁者、執行者。他更認為管治者的權力不是絕對的，如果政府漠視甚至損害人民利益，為了整個社會，人民有責任透過革命推翻政府。這些社會契約論其後更成為了英國憲法的理論基礎。後來，英國憲法的觀念再被其他學者完善，雖然憲法的概念學術上有少許差異，但是現代的憲法已經從賦予管治者權力的基本概念進化成制衡管治者、保障人民權益的。例如，同樣有高人一等的憲法地位的1998年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 1998）則以明文規條列出了人們基本的、不能侵犯的權利和自由，並將歐盟的人權慣例（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簡稱ECHR）進一步引進英國。

英國憲法除了以有約束力的條文保障人民權益，其背後的精神或意識型態 亦有相同的功能。洛克（Locke）亦提出了三權分立的基本概念，其後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1748 年在其《Spirit of Laws》一書中完善了其思想。孟德斯鳩（Montesquieu）認為三權分立不單是三權應該分開，而且要在有人權被侵犯時互相制衡。（他的三權分立思想對美國立國時起草憲法影響深遠。）或許會有人反駁：「現時英國只有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幾乎混成一體，這也是政黨執政有效率的原因」。這説法不太正確，雖然現時的西敏寺内閣系統（Westminster cabinet system）需要政府（行政機關）在議會（立法機關）内有大多數議席，但是影子内閣（shadow cabinet）和其他議會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s） 的監督作用（parliamentary scrutiny）不能忽視，再者上議院（House of Lords）有權否決法案，皇室理論上亦可以不批出御准（Royal Assent），令法案不能同過。最重要的是，議會是民選的，選民能以其選票懲罰執政黨，所以即使不是內閣成員的同黨派議員也要顧及自己的選票來決定是否支持法案。即使不理會選民強行推出惡法，社會必定動蕩，暴動處處。再加上英國三權的架構都受到歐盟的約束，國内立法可以被廢除（set aside），行政決定、法院裁決可以被推翻。順帶一提，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原則，在上文提到，是民主、社會契約的結果，但現時英國法律學術界已經對此原則十分有保留，亦有很多學者、法官都認為英國已經沒有絕對的議會至上，因為議會受到多方面的約束。跟據《House of Common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75》，不是所有行政機關人員都可以成為議會議員，當中包括公務員、軍人、警察和法官、境外立法機關等，這法例亦規定了政府人員在議會内的人數上限。儘管政府在議會内有大多數議席，仍會有被推翻的風險。［在1979年，仍是影子内閣的戴卓爾夫人因為提出了不信任動議，而且在動議中獲得支持，成功逼使政府舉行大選，最後成功踢走卡拉漢（James Callaghan）政府。］

值得再強調的是，即使英國的立法和行政機關有重疊的地方，但因為種種約束，英國人的人權仍能有保障、人民的意願能被尊重、實踐。

英國的法治亦是憲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識型態。其起源來自一單發生在1765年的案件。在「Entick v Carrington」一案中，受害者Entick的家被官員無故入侵，並被無故沒收部份私人物品。Entick便控告官員非法侵入（trespassing），並說這些「執法」人員沒有合法的搜捕令（warrant），其後當時的主審法官Lord Camden 裁定官員非法侵入，並在判詞中說明管治者不能運用一些法例沒有賦予的權力，相反，人民可以做任何法例沒有禁止的東西。這案件影響非常深遠，除了確立了基本的依法治國的概念，亦開創了司法覆核的「越權」（ultra vires）理論基礎。英國的法治當然不是依法治國、要守法（rule by law）這麼簡單，英國的法治是「rule of law」。跟據著名英國法律學家A.V. Dicey，法治有三個原則：管治者必需依照法律執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應是保障人權的。Dicey 亦認為法治與三權分立是息息相關的，因為三權分立，司法機關才有可能迫使行政機關遵從法律、在法律容許及規定的情況下正確地及盡責地使用權力。近代著名英國法律學家及前法官Lord Bingham 為法治論再補充了幾個原則，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法律必需給予人權足夠保障，2）法官必需中立及獨立於其他機關外， 3）政府必需要遵從國際法（如歐盟法）的約束。

Dicey 又認為普通法（common law）是法治的基礎，因為普通法在同類案件中着重統一的裁決，而且因為普通法能幫助司法機關獨立於其他機關，並且令司法機關享有（其他機關沒有的）解釋法律（statutory interpretation）的權力，亦令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得以發展。英國法院正正因為普通法，因為以前的判決有約束力，法院便要在保護人民的權利自由的大前題下解釋法律，有需要時亦要參閱歐盟的人權慣例（ECHR）和歐盟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和歐盟法庭（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判決時的法理哲學（jurisprudence）。這些歐盟法院亦可以裁定英國法律與歐盟法（特別是關如人權保障）不兼容，並推翻英國的相關法律，它們亦享有專一的解讀歐盟法的權力，而歐盟的行政機關亦可以發出行政指令逼使英國政府立法及成立相關政策。

簡單而言，以上所說的法治論其實令英國從政治憲制主義（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推向法治憲制主義（legal constitutionalism），很多英國法學專家亦認為英國有這樣的趨勢。以法治為憲制基礎的英國，人權會受到更多法律保障，英國法院亦有較大的權力保護人權自由，司法覆核、頒報特權令狀（prerogative writs, 例如人身保護令、禁制令）和頒報英國相關法律和歐盟法不兼容（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等都是法院可以做的。這法治憲制亦彌補了行政與立法機關未完全分開的不足。

說了一大堆英國的歷史和理論，那到底與香港何幹？要保全英國在香港遺留下來的優良傳統，香港必需仿俲英國憲制精神，不論是全民制憲或是永續基本法，都必需明白憲法的基本原理和作用。從上文可見，憲制宏觀地象徵了人民的社會契約，所以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就是沒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其唯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僅是英國與中共之間的利益交換，以軍隊來支撐。基本法只是中英外交擱力的產物，並不是港人的社會契約。 有人或會説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共下放（devolve）的、基本法是中國法律的一部份，但中共亦沒有港人的授權，中央政府決策港人亦無從參與，從而管治香港是不合法、不正當的，所以所謂的權力下放論是不成立的。以英國為例，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三地都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及法院，它們的管治權是有倫敦西敏寺議會下方的，這些權力是受到西敏寺議會定立的法例規管（Government of Wales Act 1998, Scotland Act 1998,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這些法律都有憲法地位（從以下兩單官司的判詞確立了其地位：Robins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 Ireland 和 AXA General insurance Ltd v HM Advocate。）法律上（de jure），這些地方與英格蘭的關係是權力下放制（devolution），但事實上（de facto）它們的關係或許是聯邦制（federalism/quasi-federalism）。這三個地方在西敏寺議會亦有議員，全國、甚至只是純屬英格蘭事務也能參與（英格蘭是沒有自己的議會的）。

現時中國社會表面上是「和諧隠定」，但實質上仍是停留在「自然狀態」下，平民的身家性命財產都不會有保障。一個完善的憲法、正確的憲法精神正正就能防止香港走上中共的路，可惜現時基本法漏洞處處，不能充份擔當憲法的角色。即使不是漏洞處處，目前香港面對的問題，幾乎全是中共對香港的侵犯所造成，所以香港如要向前走，必需要有自己的主權（sovereignty），而非單單的自治權（autonomy）。由此可見，民主與憲制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民主是必定爭取本土利益的，因為民主、憲制就是人民的社會契約，（正如上文所説，社會契約的成因就是民眾要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民主、憲制是本土民衆的意願，而非境外政權的意願。

要有屬於香港本土的憲法，必先推翻中共的殖民統治。筆者認為香港不應坐以待斃，亦不應消極地、被動地在失敗主義、浪漫主義下去爭取民主。與左膠相同，筆者不願見到暴力行為，亦認為抗爭的確需要理性，但理性是指應該理性地將抗爭升級，有必要時「以武制暴」，強而有力地迫使中共、港共讓步，並不是停留在膚淺的、單元化的「理性就是和平、暴力就是非理性」的層面上，至於「武」的意思是甚麼，請讀者運用一下自己的創意（亦請各位不要以二元方式去思考，例如不是「坐在地上等警察拘捕」，就是「去殺人放火」。）學術上，跟據洛克（Locke）的理論，「如果政府漠視甚至損害人民利益，為了整個社會，人民有責任搞革命推翻政府」。出解放軍論只是恫嚇港人，前港督彭定康亦曾在英國國會外交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上批評此論是無理、是白痴（absurd）的。出解放軍不單會令國際社會投放更多目光在中港關係上、甚至會制裁中共，而且出解放軍對香港、中國自身經濟肯定會有很大打擊。以中國現時的經濟情況，中共不會想為自己的經濟添加變數。筆者在上年十月一日誤信左膠的出解放軍論，現在深感後悔。但以現時的政治氣紛，左膠、港豬風氣盛行，積極地爭取民主的機會不大，被動地等待支爆從以立國/獨立的機會相對會較大。（詳細的支爆論請參考本頁雲起峰早前的文章：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8-15-2015/25030）

假設香港已經有自己的主權，制定憲法時當然要清楚地包含民主、法治、三權分立等的元素，亦應增加行政機關司政的透明度、議會對行政機關制衡、監督的權力（例如增設聽證會），亦應賦予司法機關更大的權力。法院應有權力廢除違反憲法及侵犯人權的權力，亦應有解讀法律的最終決定權（而非由一個境外行政/立法機關去解釋有爭議的法例）。長遠而言，香港應重新加入英聯邦，除了因為經濟利益，其對人權、法治的監督更為重要，法院亦能更容易參考其他行使普通法的國家的案例。法院多了權力自然就可以以本港侵犯人權的法例與普通法、英聯邦及聯合國人權標準（ICCPR）不兼容為由廢除惡法。香港亦應與東亞民主國家結盟，以經濟利益、地區和平為團結基礎，並從中以國際法、跨國法庭（如：歐盟人權法庭）監督各成員國的人權狀況。

既然連英國這麼民主的國家都走向法治憲制，香港的憲制亦應向相同方向走。現時香港主流的政治家在可見的將來都信不過，而中共在香港或許會有殘餘勢力，以現時的司法獨立的良好基礎，法治憲制最能保障港人的人權、自由。

注：筆者不是專業翻譯員，如有翻譯上的錯漏敬請見諒。如翻譯上有出入，一切以英文版為準。

-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9-20-2015/2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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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怎樣分裂香港/上海當地男女呢

這種不自量力的女人(https://fnc.ebc.net.tw/FncNews/jobs/111233)，在大陸一點都不缺，而且她們的家人也是那樣想的。村姑流氓「捕獵」不了大學生或有錢人等較高階者，會說較高階者要求高，或甚至反過來罵較高階者看不起農民或低學歷者；但有趣的事，農民都不嫁娶農民，也就是他們都嫌棄自己。他們卻跑到城市「吊高賣」又諸多「吱吱歪歪」，仿佛別人前世欠了他們，沒教養又沒質素，「山雞當鳳凰」！又要窮又低水平，但又要以「人人平等」之名向較高階者討對等的位階或權利，或甚至野心大得做「話事人」、做大哥或大姐，即是「奪權」！輕則公主/少爺病，重則泰始皇/武則天上身！就像「藍絲」和大陸佬喜歡來到香港「指指點點」一樣，但就破壞力多過貢獻，小則拗福利、撕連儂牆、打人，大則破壞「一國兩制」、消烕香港人！

上海人特別討厭外省人，香港人特別討厭大陸人，是有最基本的共同原因；就是因為「癩蛤蟆想食天鵝肉」的人大部份是外來的低端人口。

無奈這個世界總有「狗公」，餓起來，什麼都吃。大陸那麼多「狗糧」，他們認同「民主不能當飯/蝦條吃」也很「正常」；興奮地扯起「爱国旗」，不能自拔地「瘋狂抽插」，經過幾翻高潮，終於成為「一家人」；正所謂「食人飯口軟，射完精鳩軟」，屌大陸閪的港男對大陸心軟、同情也很「正常」。這個世界還有一種比「狗公」更卑劣的男人叫「渣男」，例如比大陸「公安」更積極在微博「刷溫暖」、討大陸妹歡心的香港警察(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A6%99%E6%B8%AF%E8%AD%A6%E5%AF%9F+%E5%BE%AE%E5%8D%9A)，看來他們比大陸男人更像「狗公」、更飢不擇食，特別喜歡濫捕年輕女性或甚至強姦來泄憤。

重提，中共是很懂得「自然入侵」(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E8%87%AA%E7%84%B6%E5%85%A5%E4%BE%B5)。只要令目標地方的男女分裂，基於「沒有貓不吃魚」的原始本性，飢餓的香港人自然會走到大陸「覓食」；當大陸的「子宮」市場需求增加，大陸「子宮」即使質素沒有提高，價格也會提高。

中共怎樣分裂香港/上海當地男女呢？「只想要家」、不想付出或寄生型的女人是最容易入手。首先是把目標「子宮」和樓價掛鉤，操控樓價等於操控「子宮」，再把樓價提升至高不可攀的位置，就等於把「子宮」提升至高不可攀的位置；加上「公主病」和「離地」的世界觀這意識形態上的凝結劑，使該掛鉤更結實；再煽動些「女權主義」，就真係「光加熱就等於火」。此時，「女多男少」的市場就會被扭曲、脫離正常的經濟行為，形成「離地經濟」；即使當地男女人口平衡或甚至當地女性「供多於求」，女性價格就像近幾年的樓市一樣「乾升」(也可解讀為「又Dry又貴」)。最終，抵不住飢餓的貓會走到廉價市埸覓食或吃廉價食物，廉價市埸的食物價格也被需求帶動而提高。

大陸妹和「大灣區」就是一個為港男而設的圈套、「愛情陷阱」，「要閪有閪，要家有家」。狗公雖臭覺靈敏，但從來都Ignore閪臭，往往對母狗臭不出異樣，或甚至凡有窿的都會插。江山如此多「Fuck」，美麗動人的背後隱藏了劇毒、匪毒。

聽聞這些套路，跟中共地下組織分裂外國(如美國)男女或家庭的套路差不多。原理就像中共地下組織在大學或社群裡有計劃、組織和不斷地製造問題和煽動高不可攀的訴求(
1. 找出關心的公眾問題，相對婚姻；
2. 號召同路人/訴求者，相對「只想要家」、不想付出、寄生型或甚至女權主義者的女人；
3. 把訴求者的調子拉高，相對突顯女人各種重要性、與被中資炒高的樓價掛鉤；
4. 放「地圖炮」攻擊港男是「廢青」、「廢佬」、「雞蟲」......

中共的強大之路，攻面是擾亂別人的秩序，然後混水中摸魚、圍獵，所以也衍生出大量詐騙、「間諜雞/鴨」......至於防面，就如今天香港的抗爭，快速抹黑和扣民主運動者大帽子如「廢青」、「為媾女而上街」、「港獨」、「暴徒」......其抺黑的論調跟 在沒有政治衝突但在分裂香港男女時 非常接近，這些都是來自大陸人的集體低智商和其世界觀，也即是大陸人慣用伎倆—「賊喊捉賊」；把防/底綫的調子拉高、貶低別人，再把「五大訴求」「去合理化」，製造高不可攀的牆或假象。中共和蝗蟲的「攻」和「防」都是把自己「吊高賣」，「山雞扮鳳凰」同時挑戰別人的底綫
)。

又例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3Rwh-ZlEIo
中国的「大外宣」和偶像劇中塑造很多80-90後年輕又漂亮、年薪上百萬的高級領導層如大老闆、董事長、CEO、總經理等等。雖然在中国的「炒房熱」製造不少「土豪」和權貴二代，但畢竟沒有巨大負債的實力派佔極少。宣傳片中形象往往是「漂亮=有錢」、「窮人做幾件民間好事就能感動貴人提拔」等「山雞快速變鳳凰懶人包」，是把年輕男女的調子拉高的策略，製造大量「美富白」、「高富帥」或「發財很容易」的假象；這樣不但把年輕人和經濟導向錯誤的發展方向，把經濟「娛樂化」、「投機化」，並使入世未深又學識不足的年輕人更不踏實、脫離現實；年輕人為了面子更想去貸款經商、充當高級領導，衍生更多不良債務或甚至金融詐騙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2019/11/blog-post_23.html)。

我跟第一個談了接近10年戀愛、打算結婚的香港女友分手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堅持要買房才結婚，而我決心要抗爭。港女，其實從來不是(低水平、化濃妝、整容和打漂白針的)大陸妹這對手強，是妳有「病」，猶如「東亞病夫」。正常推理，落後的地方如大陸不可能有那麼多「優秀女」跟妳競爭，大陸人更不會輕易把最好的「送給」別人。當然，香港「狗公」、「渣男」都不少，其實哪裡都一樣；英美國家一樣有拜金女、狗公，他們也同樣面對來自大陸的滲透、「瘟疫」，比我們幸運的是他們有著民族差異大不同、有天然抵抗「大陸豬瘟」之優勢。什麼時候都要踏實做人和「帶腦識人」，否則與「藍絲」無異。你現在才明白？

11年前、大學畢業了3年、不靠父母也夠首期供房的我已經看透中共的統戰，「房貸」或任何巨額貸款除了消滅(財務)自由，更加是「維權」、「抗爭」的巨大阻力。「小朋友」，你有幾多修行、智慧能看到Invisible Hands (
題外、關於政經的參考：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inspector。慶幸當年我入不了警隊，否則今天我要辭職或被弄髒
)？

英女皇、文翠珊，及臺灣的蔡英文，都是男人認同的女強人；她們不會借「女權」取政治分，就像男人一樣不會叫喊「男權」。而香港的林鄭月娥，看來是特別喜歡製造問題又強悍的女人，但不是女強人。我難以理解一個受英國教育多年的女人，執政起來猶如大陸村姑！八婆！

你不聽賢者的話語，可能只是一時迷惘，或者比那賢者更有智慧。但你聽弱智人士的話語，你也必然是弱智的。耶穌死時才不到40歲，祂為人類時的所作所為，在今天的大陸人眼中，很可能是個「廢青」。中国，就真的有個老頭叫毛澤東，對香港完全是零貢獻，No Stake。

有西方國家認為「中国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3/n8659610.htm)。我簡單地看，中国根本很缺乏正常智商、思維的生物，當然不正常，但這也很正常；因為吃不飽的生物是缺乏營養發展優良的腦細胞，所以他們要追求物質和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低等生物統治高等生物，簡直是生態災難！

「共諜」和蝗蟲有一個共同特性，初期(寄生/潛伏期)一定是找個單純的宿主，並很聽話(政治術語叫「建黨」)，吸夠養份就會開始變調、諸多「吱吱歪歪」、「明/暗反」。引「蝗」入室，只會擾亂文明社會的秩序及和諧！香港也不是專為拯救大陸人而設的「養蝗醫院」！


(利申：本人並無持有過任何「中資股」，更不可能持有「有毒資產」。寧缺勿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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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引蝗入室」！為什麼大陸人不向大陸領導請願，叫嫁娶大陸人的港人去大陸廣東一帶團聚？因為他們想侵略香港、搶資源嘛！披著羊皮的狼裝可憐就是這種！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99511-20191225.htm]


看！香港最貧窮的地區都是最多大陸新移民的地區，140萬(1/5人口)窮人中絕大部份是大陸新移民和老人。香港自己人都照顧不了，還要去照顧大陸窮鬼？為什麼你們的大陸同胞不在大陸救你，要香港人救你？香港人欠你嗎？「大中華情結」、「大愛」真係害死香港人！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8-11/20/31168.html]

美國女權運動的背後和中共的全球「滅族」大戰略

這集「江峰時刻」一定要聽，它導出了美國女權運動的背後和中共的全球「滅族」大戰略！

原來時代雜誌(New York Times)是很「鬼」的，難怪有「香港眾志」成員說，有「時代」記者出賣某名抗爭者。

江峰說，美國女權運動的背後是中共推手，是瓦解美國家庭、分裂男女，目的是降低美國出生率，「滅族」大戰略一部份。

中共在別人的地方支持女權，在自己的地方卻打壓，真係好撚假的偽君子：

「在《北京宣言二十五週年——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亞太部長級宣言》的表決上，公開跟與會的三十七國代表唱反調，投下了唯一的反對票，再度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議題上「退群」的歷史紀錄。」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7%AD%86%E9%8B%92/2019-49/1575516224283/%E7%BE%8E%E5%9C%8B%E5%8F%8D%E5%B0%8D%E5%9C%8B%E9%9A%9B%E5%A5%B3%E6%AC%8A%E5%AE%A3%E8%A8%80%E9%A2%A8%E6%9A%B4?fbclid=IwAR3Q-CHkfaYYt00KhZD5sqWcXatw57Uoh_RIJU_Lj2VeapS6dcyZoCSsTdo]

「中國的政治環境空前緊張，一些曾經合法的事情如今都變成非法。例如，政府宣傳境外勢力威脅國家安全，VPN將在明年2月被禁用，警察權力被嚴重濫用，女權被政治化並且被污名化，導致了女權運動進入低谷。」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amp/chinese-news-41406010]

「借女殺男」，只要分裂目標地的男女，大陸妹就有機可乘喇～由此推敲，「炒賣子宮」、「三千呎高潮猴母論」等一定是該戰略中的操作的一環......難怪我一直發覺香港的女性愛情價值很像大陸的：
大中華地區(中港澳臺)的愛情及狩獵生態研究報告2018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E6%88%BF%E5%AD%90%E6%95%99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E5%AD%90%E5%AE%AE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549.html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muv

「女權運動」和中共的戰略也很多有邏輯吻合，大概是：

只要提高目標地的女性「價格」，當地求偶市場就會貨向對外尋覓較低成本的Substitutes；這時廉價、覓價和「覓食」的大陸妹在需求增加帶動下而價格上升，同時增加大陸人對外通婚或甚至滲透的機會，而大陸人猶如蝗蟲般寄生、侵蝕和拍翼共嗚等三大行為特性去壯大「自己人」。參考：
a) The strongest skill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 我的基本立場—
「b）中共不單只是擅於「用間」，還擅於利用「自然入侵」。當年搞階級鬥爭起家的中共所組成的主攻生物群就是蝗蟲和低端人口。」
c) https://fringeangel.blogspot.com/search?q=%E8%9D%97%E8%9F%B2

雌雄本身有著互補的天性，缺一不可；而且現今香港女多男少，女人並不是什麼弱勢社群，「女權」在香港只是個混「政治飯」或甚至擾亂社會的議題。女性在人口勢力上跟男性接近對等之下，仍然喊「女權」反而是一種求「庇護」和自我矮化的行為。假如我有個女伴是能力高於我的女性，由她「話事」和承擔男性傳統的責任，我反而煩少點、輕鬆點，非常歡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有權利就要有義務，妳是否能做到男人所能做到的呢?

港女呀！「要樓要車」才嫁並不顯得妳們尊貴，只是中「捧殺計」，實質「港豬」。年輕人呀！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什麼過人的智慧、見識或研究去破解什麼政治詭計或陰謀。其實可以簡單點考量，當你們擇偶時，為什麼不想想自己父母那代很多人結婚時什麼都沒有的，但仍然這樣活過來。李嘉誠穿膠花時已結婚，難道他老婆決定嫁時已預知或期望他發達嗎？Make Sense少少啦！香港人！

做人不一定要非常聰明或有學識，但起碼要踏實、有Normal Sense，太「離地」會招損。


「你墮入(中共)情網，你是在網內漢，始終不識破。
你笑笑 看看/狙擊 我像是望著 廢物/獵物，我心已傷。
你墮入(中共)情網，你是在網內漢，始終不識破。
恨愛心中激盪......這陷阱 陷阱陷阱陷阱 港豬/臺豬 遇上。」
[http://17sing.tw/share_song/index.html?sid=72062579 ]

我的基本立場—惡貪腐、反極權、不親大陸、親英美價值、守國際秩序

1）詮釋中英法治概念的古中文：

英國，Rule Of Law，依法而規，根據法律去規範。如果Sex Of Love，依愛而「操」，是真愛；Doing something Of Love，依愛而做。

中国，Rule By Law，以法規之，使用法律去規範。如果Sex By Love，以愛「操」之，是騙砲或濫交；Doing something By Love，以愛做之。

「法治」（「愛操」）不足以精準帶出其概念（感情）之別。男生以後可以跟女伴說「我只是執法」或「以法辦事」了，Anyway，不要操之過急，哈哈~

2）大陸人來到香港，就應該做香港人，正如香港人去到美國，就應該做美國人。入鄉隨俗。

3）打到大陸共產黨，最大責任是大陸人。大陸14億人不反，香港區區幾百萬人只能優先守護香港。面對 不對等的人口勢力，應該是大陸人幫香港和臺灣，多於香港或臺灣幫大陸。

4）香港資源有限，我不會因為極少數反共、維權或支持民主自由的大陸人而「中門大開」、接受所有大陸人，否則最終都會被滲透而「大陸化」。猶如對東江水加以污水處理，當然要嚴格的Filtering。

5）無論香港或臺灣是否中國的，它們都不是大陸的，香港或臺灣不是大陸，香港或臺灣人不是大陸人。人定居哪裡，應該學做或變成那裡人。像來自上海的黎明(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B%A5-%E5%A4%A7%E9%99%B8%E6%96%B0%E7%A7%BB%E6%B0%91-%E8%BA%AB%E4%BB%BD%E8%81%AF%E7%BD%B2%E5%8F%8D%E4%BF%AE%E4%BE%8B-%E6%95%99%E5%A4%A7%E8%AC%9B%E5%B8%AB%E9%BB%8E%E6%98%8E-%E6%B5%81%E4%BA%A1%E5%B0%8E%E6%BC%94%E6%87%89%E4%BA%AE%E5%8F%83%E8%88%87-%E9%A6%99%E6%B8%AF%E4%B8%8D%E5%8F%AA%E6%98%AF%E5%8F%A6%E4%B8%80%E5%80%8B%E4%B8%AD%E5%9C%8B%E5%9F%8E%E5%B8%82/)，She speaks Cantonese,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follows the values of Hong Kong / international order. I recongnize her as Hongkongese。Even though a guy claims that he/she is a Hongkongese or holds Hong Kong Identification Card, who don't acts like her, I don't recognize he/she as a Hongkongese. Sharing my private case:

Few months ago, I made a new friend who was a pretty girl and a internet singer using Trad. Chinese, speaking Cantonese+Mandarin Chinese and coming from Taiwan. We seemed probably fell in love. However, her wording is much like PRC's linguistics and then I don't recognize girl like her is my "tea", so I broke off this friendship.

當年那麼窮的中共已經很可怕，連那麼愛國的蔣介石或反共的國民黨都不相信但也敗在所謂的「中國人」或「自己人」。致「反共不反中」人士：

a）看看國共內戰。身為剿匪司令部總司令的傅作義，竟然被自己的「共諜」女兒「策反」：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6/5/n3887333.htm。蔣公當年都是「反共不反中」，但「不反中」也成為共諜滲透之漏洞。

b）中共不單只是擅於「用間」，還擅於利用「自然入侵」。當年搞階級鬥爭起家的中共所組成的主攻生物群就是蝗蟲和低端人口。

c）既然「中華文化不可切割」，不代表共諜、匪語、殘體字、蝗蟲不可切割。撇開政治，基本層次就是「切割害蟲，防止生態災難」。

d）我們不是遷就落後或非正統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落後的或非正統的學習文明的、正統的，否則就是倒退或「大陸化」。起碼，我不見得華人要求老外遷就他們打中文，而且現在社交平台或軟件都有很方便的翻譯功能(連正體、殘體中文的編程碼也只需要一行)，那麼簡單的事大陸人都不做來看文章，卻要我們那麼麻煩地轉、學輸入法去打殘體字？這就是不尊重或以「自己人」之名去佔便宜。正統中文是那麼廉價還是自我矮化？

6）尤其是反攻大陸者，要定期檢討自己有沒有「大陸化」，不要傻傻分不清，自己是反攻大陸還是被大陸反攻。來自大陸的一切猶如東江水，要檢驗清楚它是怎樣的質素，你沒有過濾器去「切割」髒物，喝下去就會不健康或甚至中毒；不是一句「港水和大陸水不可分濾（切割）」就喝下去吧？腦殘喔？美國都懂得限制墨西哥移民，他們不會以「美洲一家人」、「北美文化不可分割」之類而阿豬阿狗都接受，明白不？今天你還夠膽隨便輕信或甚至嫁娶大陸人？

7）我沒有大中華情結，更不會墮入「大中華陷阱」。為保「香港人」這「金身」、不想香港被滅族和防止中國間諜入屋，我堅決不娶「大陸妹」或有大中華情結的女仔。嚴格來說，我「惡貪腐、反極權、不親大陸、親英美價值、守國際秩序」，現在「中共」依然是「極權」(Totalitarianism)和大部份大陸人都貪腐，所以支持「反共」、反大陸滲透，主要是「防」多於「攻」。

除了「香港人效力和守護香港優先」之外，請想一想，為什麼國際上説的是「Stand With Hong Kong」，而不是「Stand With China」或「Stand With China Hong Kong」？因為We cannot see「Two Systems」in China PRC。

臺灣最美的是人，香港/港英最美的是質素，它們不是大陸專用的「公廁」。

8）Although some of my social accounts were blocked and I am not temporarily available for working because of treatment, I don't stop fighting against Chinazi (including the Chinese locusts and the pro-Beijing spies) with the protesters. I just try my best and never put myself into idle.

DQ 政界新人的宏觀邏輯 — 從《古惑仔》及《黑社會》系列說起

在政治現場應該展現甚麼倫理，聽來太過學究，但新舊板塊彼此磨擦，似乎沒有因為本民前和青年新政被政權擊沉而變得沉寂。更外圍的「素人」繼續前仆後繼，有關的大趨勢並沒有因此逆轉。

世代衝突、各路人馬躁動不安，是 90 年代以來黑社會電影的傳統。任何政治和社會關係由和緩變得緊張，都有其內在邏輯，實在可以與外層的政治意識形態無關。不管你支持的是本土人優先還是自命世界公民，小團體的運作、權力的鬥爭，最後還是依循一套相似邏輯。

古惑仔要面對的黑社會建制

就以劉偉強的《古惑仔》系列做例子，表面上是青春電影、遭衛道之士批評為「美化黑社會」，但其實「古惑仔宇宙」不只是關於黑社會，還關於 90 年代的香港，那個已脫離粗放發展期的末期香港，才是籠罩著幾部電影的大氣壓。

在這個氣壓之中怎麼上位，上位者如何防止被打倒，那就不只是黑社會，而是一個更廣義的題目。

與幾大探長、跛豪的戰後大時代不一樣，「古惑仔」的世界，秩序早就已經建立，而且固化已久。即使偶有因為地盤或恩怨而動刀劈友，也不是社團初期開山劈石的時代。

陳浩南那些人一開局，要面對一班叔父和黑社會建制。古惑仔第一集《人在江湖》的危機，來自叔父輩大佬 B 和靚坤的鬥爭，陳浩南是「靚仔南」，論資排輩，只能是叔父們在大檯討論大事時，坐在旁邊不能隨意出聲的大齡街童。他是給叔父輩拖進去的，不管是給靚坤陷害，還是要幫自己的長輩大佬 B 復仇。

靚坤的囂張跋扈，內裡就是上位的躁動，他認為自己能力出眾、功勞最大，要「蔣生」交出龍頭位置。整部電影，鄭伊健固然不是演技派，而是吳鎮宇將一股恨不得馬上就要上位大展身手的躁動由頭帶到尾。

這個關於上位躁動的主題，在第三集（隻手遮天）上升到高峰。

犯上和衰老的命題

一開始出場的是敵對社團東星社的紅棍打手烏鴉，他在關羽像面前執行家法，教訓一個不肯執行任務的小弟。關羽像在打鬥中被波及，掉到地上粉碎。烏鴉問：關老二，拜你有甚麼用？現在的人出來行，不是講義氣的，你那一套落伍了。

於是揭示了整部電影的主題，既有的潛規則雖然仍在，但挑戰者已經出現。烏鴉和笑面虎瞞著大佬，在江湖搞風搞雨，最後在醫院殺掉勸阻他們的大佬駱駝，就只是靚坤在洪興下剋上的事跡，在東星再來一次罷了。

（《隻手遮天》有一段很有趣味。講陳小春、謝天華等人離開自己地頭，到了一個公共屋邨的球場，遇到一班當地的古惑仔。兩班人自然又是一輪口角和韃朵。謝天華很大口氣，說自己是洪興的人，但對面那個自稱叫肥屍的初生之犢，根本不當「洪興」是一回事。之後他們又說自己大佬是陳浩南，然後肥屍又不當一回事，「陳浩南可以喺度打交打到出銅鑼灣做揸 fit 人，我肥屍一樣得！」然後打爆玻玻瓶，一大班手下就應聲而至。之後陳小春等人只有敗走，心裡害怕到不得了。

這裡一方面表現出下位者要揚名立萬的噪動，一方面又透視出上位者面對挑戰者的焦慮。在市區有一點勢力的黑社會，在挑戰者面前瞬間就老了，他們的中年危機不在系列完結之前，而是早在第三集已經出現，陳浩南之後在《戰無不勝》做代課老師的那場戲，只是這一場戲的延伸罷。）

雖然在張耀揚的落力演出之下，烏鴉成為一個經典奸角，但那只是商業電影有忠所以有奸的臉譜化處理罷了。黑社會就是一個權力的動態，當中也就只有形勢不同，而沒有道德高低。大而化之，陳浩南和烏鴉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的。除了上位，還是上位。

關羽代表形而上的道德規則，也就是每個人都是為了上位的現實之上，加諸一道避免分贓不勻的規則，但說到底還是為了分贓。

到了杜琪峰更加精緻和現實的兩集《黑社會》，就說得更沒有包袱。一班叔父輩商討如何選擇新一屆辦事人，是大 D 還是樂少，有一個叔父說：

「阿樂就真心為阿公，佢話會踩落老尖 —」

那個支持大 D 的，反唇相譏：

「個個都口口聲聲為阿公做嘢㗎啦，唔通話為自己呀？」

輩份最高的鄧伯（也許是暗喻了一國兩制名義上的設計者鄧小平）制止了他們的對話 — 雖然大家都知道，入黑社會是為了上位，但說破了就沒有方圓。

爭議不斷：因為分贓機制開始失靈

「黑社會」權力宇宙的穩定，在第一集勉強維持了大半。鄧伯為首的叔父輩屬意表面上沒那麼強勢的樂少，用他來平衡自恃對社團有功的大 D，以求整個社團不會分裂，「相忍為國」。

然而雙雄講數完畢，蜜月一陣之後，大 D 提出要分享權力，馬上被隱忍了大半齣戲的樂少用石頭擊殺於水塘，輩父輩所設計的和諧機制，至此走向崩壞。即使沒有第二部《以和為貴》，此皆為定論。

一國兩制好、黑社會好，以往人人滿意的分贓機制，終於敲響了警號，平衡最終被打破。

水塘一戰的平行時空，也許是 2014 年的佔領運動。這件事有發生過好，還是沒發生過好？對不同利益立場的人，答案都不一樣。

佔領令歷史齒輪及政治時間加快前進，但其實搞亂了包括「民主派」在內的既有權力秩序，它對親北京派的影響反而是最少。佔領的倡議者最終傾覆了自身苦心營策的局面。

如果記憶力還在，都會記得「佔中」的醞釀階段，「官方機構」如何費煞思量，設下大量紅線和監控機制。包括各種參與者的「誓約書」，就是支取民眾的力量，卻不願意民眾「不受控制」的「大局思維」。

最後民眾還是不受控制，最重要是在那些萬人空巷的現場，各種人馬顯形了，他們平時被壓抑和小心翼翼控制著的矛盾，也就有了爆發的空間。這些對於香港未來、運動如何操作、End Game 是甚麼的分歧，也就得到了釋放的空間。就算是金鐘內部，也分開學生不想退場、還有中老年要退場的分歧。更不說要旺角和金鐘的分別。

所以佔領究竟是好還是不好，真的要講究你在社會甚麼階梯去發問。社會運動可以令民眾充權，也會令一些人受到威脅。而這股遭受威脅的感覺，不會因為有著理論上共同的敵人而消失。畢竟大 D 已經被打死了，整個社團的大局也就只能走向「不斷加速」。以前叔父們設計的遊戲，已經越來越少人信服。

論資排輩是安全的，但到了某個階段就會加速進入血腥仇殺，這是動態和物理之必然。辯證地說，也就是要進入論資排輩的安全地帶，大伙還要渡過必經的血污海。

所以 DQ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黑社會的收尾作《以和為貴》，也就是所有人和大局齊齊走向失控的寫照。樂少為了爭取連任，希望破壞規矩。代表最高權威的鄧伯拒絕，最後遭樂少推落樓梯慘死。

鄧伯肥厚的身軀倒在螺旋型樓梯下，死了，動態的平衡瓦解，之後便是社團內部一番腥風血雨。

後來 Jimmy 仔成功取得話事人身份，一直代表監察眼睛的公安頭子就馬上出手。Jimmy 仔本來只想做生意，龍頭的位置拿到手，只為做生意方便，但公安卻要他永久控制「和聯勝」，等於 DQ（disqualified）了 Jimmy 仔退出黑社會的路。這一 DQ，連他未出生的後代也一齊 DQ。

其實從龍頭棍爭奪戰伊始，公安就在監察，中國在和聯勝後面，是一雙全視之眼。社團的規範瓦解，自然有更多嶄露頭角的新人，但對大一統和講究控制的中央帝國，競爭不代表進步，競爭只代表災難和不穩定。

所以千頭萬緒，中國勢力最後出手「重建秩序」，要 Jimmy 仔永遠做龍頭，不要再選舉，也就是不想黑社會再爭得那麼激烈。連換屆都沒有，就沒那麼多機會爭。

連真心、絕對、從來沒有支持港獨的劉小麗也再次失去立法會參選資格。可見的事實，是因佔領而冒出頭來的新人，不分派別，至此幾乎都已經被清剿。

老生常談，就是不必講究誰真心或假意支持港獨，客觀而言，任何令香港的觀念、政治生態圈加速前進的人和事，即使只是個新一點的口號，都是整治的目標。如果說香港的社會事務是一部 iPhone，則中國並不想它升級換代得那麼快。

王岐山知道拖延時間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固然也放在中國本土。據聞王岐山在幾年前曾經向其他高層黨員推介法國史家托克維爾的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這本書的教訓，在中國人看來是這樣的：當年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專制的君主國，而法國是其中比較開明的。法皇路易十六其實有推行改革，例如法國開始有不少自由農民，而旁邊的普魯士還主要是農奴，俄國更加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開始著手廢除農奴；社會氣氛也比較鬆動，法國民間有深具影響力的異見份子等等。

但就是在願意改革的時候，法國爆發了大革命，推翻了相對開明的法國皇室，然後革命一鬧，之後感染了全歐洲。這段歷史對王岐山來說，就是希望「告戒」中國共產黨，你專制下去，倒還能拖著時間；你一想要改革，順從「自由派」，你的政權就會加速滅亡，一如 1789 年之前的法國。

這已經是 2013 年的事情了，但之後的中國局勢真照著王岐山「經典選讀」的思路去走。中國政權全面走向改革的相反方向，也許就是依據這種不怕專制，只怕自己先開始了自由化，最後反而將自己傾覆。

現在的中國趨勢不只是將來不會改革，而且是過去改了的革也不能容，生怕以前改的革，掉了今天的政權。

時間是客觀的造物，但「政治時間」卻是人為的造物。只要沒有大人物或革命性的事情出世，人類社會可以維持幾百年的表面靜止。

春秋戰國或前現代日本強調的封建社會，就是一個大體上希望將政治時間調慢的世界。只要人安於自己的階級，不要上位，也禁止上位，世界就自然會和平。這是古人的理想國，事實上難度跟建設民主中國或者香港獨立一樣。

世界總是會變，年輕或後來者的噪動，或者守成者為了守成而大開殺戒，皆造化之理，人類食色爭鬥之本能。說得通白一點，中國不想自己亂，也不想香港亂，所以用 DQ 金手指幫核心泛民「掃除雜質」，不想質變最後化作量變，防止核心泛民也本土自決化。這不是與《以和為貴》的結尾很像嗎？

趨勢加速才是重點

泛民在 DQ 屠刀之下，自然是有一天活，當賺了一天，對最高層的控制者來說，國家也同樣是不變一天，當賺了一天。他們那些叔父苦心經營的分贓機制，靠這些努力苟延殘喘。政治建築師，也就是想對抗無邊無際的時間洪流罷了。他們想必然改變的東西，永遠維持不變。大的是不想改朝換代，小的要保護一個社運小現場的講台。但要維持塵世事物永恆不變，可以做到嗎？

也許你心儀的議員被 DQ 了，但若果對「歷史」有信心的話，那個議席，或特定的人，從來不是全部，甚至是微枝末節。重要的是，人類如何通過言語、行動、組織等等，將「政治時間」推快，將升級換代的時間差縮減。

統治者可以殺死反對者，they can kill you all，但時間的齒輪被推前了，統治者奈何不得，他也要適應和變陣。有些人得到了議席，但其主要作用是維持齒輪不向前，但有些人永遠都拿不到議席，卻可以意外將齒輪推前。甚至說 DQ 也是加速的一部份，那並不是最高層樂意看見的，但他們卻欲罷不能。

烏鴉是奸角，只是敘事的角度。社團要以和為貴，也許這是沉默大多數所樂見，但只要不是全部人，就會有人希望改變分贓機制（即是體制、比較好聽的「核心價值」之類）。這是生物本能。

改變只能推遲，不能取消。不論喜不喜歡，齒輪始終會推動，不妨以平常心看待張耀陽。這已經是一種促進時間向前、一種對政治建築師的迂迴對抗。

彭斯檄文的雷達沒有香港 — 孰令致之？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背景特殊的 Hudson Institute 對中國發表討伐宣言，段段打面，殺氣騰騰；自報家門，力數一世紀以來對中國恩重如山，但反骨仔卻恩將仇報，尤如下達總攻擊前的最後通諜。整個政策轉向，彷彿完全照著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去策劃。

令人不安的是，彭斯演說提到不少國家，但隻字未提香港。美國雖然有《香港政策法》，但在風高浪急的時候並不能保證甚麼。今日，曾經邀請民族黨陳浩天演講的外國記者會 (FCC) 受到清算。任職《金融時報》的FCC副主席 Victor Mallet，被港府拒絕續辦留港工作簽證，變相受到驅逐。特區政府用行動揭示了香港已不是自由港，也不是國際都市，而是「中國的香港」；中國在香港早已不依《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行事，美國看在眼中，亦遲早(或已經)對香港定性，正式確定香港是中國的白手套，要清算中國，不會少了香港那一份。

僅僅一個月前，民族黨向特朗普致信，表示香港已全面失去自治權，要求美國檢討《香港政策法》、廢除香港及中國的世貿成員身份等等。當時有很多政客商家批評此舉會累死香港；泛民叔父輩梁家傑也透過《蘋果日報》高調反駁，表示自己不認同香港已完全喪失自治，認為香港人應努力「游說」中共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辦事……

表面上的天真瀾漫，難分真假，就不需要評論太多；然而泛民有大堆議員佔據議會半壁江山，是否有游說到甚麼，Victor Mallet 就是政治現實給他們的答卷：零分。

不妨看得更深入。美國不滿中國偷竊技術、不守貿易規則，一方面以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在國際貿易體系佔好處，但又與國際社會的貿易敵人(如伊朗、北韓等)暗通款曲。這個機制，大部份都是用香港來做中間人。而香港能做中間人，不是香港英明神武，而是靠國際的差別對待，即是「一國兩制」來達成。

國際現在意識到自己的寬容，令自己的國際秩序受到香港入侵，以後國際會怎樣對待香港，自然不難想像。例如中國用來鋪天蓋地監控平民、建立信用系統的攝錄裝置，就要靠入口，而中間香港又做轉運代理。現在西方以新疆等地的人權災難入手，開始實施敏感物資禁運，香港也一同進入禁運名單；中興違反規則，與伊朗做買賣，下場就是向美國下跪，接受對方在高層降落直接控制，才避過滅頂之災，香港也會面對同類的制裁。

又，北韓的物資買賣、洗錢，主要都是用香港的超過160間北韓背景空殼公司；賣油去北韓，又牽涉香港船公司。

人權聽落好虛，但用來說事的時候還是有殺傷力。2017年，德國槍械製造商 Heckler & Koch 突然拒絕向香港警隊出售戰術步槍MP5，因為德國政府在2015年起，要求德國的槍械製造商在售武時，要考慮買方的廉潔和民主情況，即是他們憂慮自己的武裝會幫助獨裁政權鎮壓人民。

其實事情還有一個檯底下的因素，就是歐美憂慮自己的敏感戰略物資，例如軍武、生產 CPU 的光刻機等等，會經各種中間人流入伊朗、中國等地。做慣白手套的香港，在國際上越來越不受歡迎，自然是有跡可尋。

然而香港人怎樣面對這種情況呢？梁家傑之類的社會賢達，總是在外國人面前念經，說香港還有「一國兩制」，香港人仍然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共同語言，國際應該繼續差別對待。外國政要看似慈眉善目，但內心自然有另一套。民主自由的共同語言是虛的，但利害衝突卻是真的。當香港已經完成過底，完全變成中國的白手套；「一國兩制」就不會是世界的光榮，而是世界政經貿秩的後門。

後門是用來入侵一個系統的通道，知情的電腦工程師又怎會不堵塞漏洞？

這些年來，那些去美國游說的人，不斷在強調「一國兩制」，從西方利益的角度來說，是不是多年來都在看猴戲？香港事實上淪為白手套，正在損害世界的秩序，鬼佬是知道的；然後他們又同時聽到這班來自香港的人，一日到黑在強調香港還有高度自治、有「一國兩制」，「那不是耍我嗎？」

香港在機能上、事實上就是幫中國做事，你要我們繼續幫你頂住一國兩制，繼續給你差別待遇，例如低關稅、資格認證，那不是用把刀自己插自己？事實上越強調香港有一國兩制，越不認輸，越不承認香港已經淪亡，香港在國際的雷達中，就越是一個二五仔。

主流香港人多年來掩耳盜鈴，一廂情願以為「一國兩制」就是香港人與國際的共同語言。鬼佬只會想，hack 入貿易秩序這事你們都有份吧？就是借著國際的優待，拿到做各種白手套的空間，然後還過幾年就來我的堂口要我忍受著各種利益損害，繼續支持你有差別對待？

香港人從自己角度去想，想的只是自己受區別保護的生意、專業（也是生意）可以長做長有，但在外國人眼中，中港已實然融合，但你們還強調沒有，要優待，就只會是又食又拎，跟中國一樣，只享受權利但不承擔義務。

外頭龍爭虎鬥的時候，要怎樣做呢？首先就是要搞「民間外交」。擁有話語權的人，不應再說謊，應向已經知道實情的國際承認，香港已完全淪陷，香港完全沒有自治，但香港人和國際社會一樣，是中國暴政和一國兩制的受害者；一切損害國際規條的事情，都是中國僭用香港的名義去做。香港人不能再受到議席遊戲的羈絆，去到外面還說香港想維持現狀。因為死抱現狀，香港遲早也會受制裁波及。

香港人要盡早與中國撇清關係，至少要開展另一條外交路線，向國際社會和友邦講明香港人真正的想法：香港人並不希望成為中國侵漁世界的幫兇，所以香港人才要謀求自治獨立，不只是為香港人自己利益，只有香港人真正當家作主，權界分清，香港才不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威脅。

香港養成的世界觀，就是很多人談自由民主，但永遠是連著一國兩制來說；說穿了就是想不得罪中國，想繼續做白手套，又想西方當她自己人。中國在香港動外國記者這一下，其實已押上了香港。宗主國決定犧牲香港，而香港這個附庸國，就算決定選擇宗主國那條船，情況也是一樣。在跳船與沉船面前，你不選擇跳船，可是，不選擇過後，你仍得面對沉船。

香港的問題並不是想不想做帶路黨，而是有沒有機會做帶路黨。當彭斯發表檄文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馬上感謝美國有「道德勇氣」為其發聲。台美之間越走越近，這兩年已見端倪，幾乎是一片「棄港保台」的景色。

香港幾乎不可能靠自己和現存的制度去保存自己固有的利益和價值，但頂著「一國兩制」的牌坊，亦弔詭地不可能乞師於外國。因為外國勢力照「一國兩制」來處理，就是中國話事，香港亦只會是中國用來佔世界便宜的後門。

五個月前，梁家傑在美國 Asia Society 談論香港問題，竟然突然為中國辯護（片段約13:54開始），表示美國如果認為中國違反貿易協定，應在 WTO 機制內解決；發動貿易戰，就不要奢望中國也會守規則，如此只會令中國更加遠離距離民主自由價值云云。在美國人聽來，這是為這個流氓政權辯護。你們不是要民主自治的嗎？

五個月後，彭斯雷厲風行炮轟中國對美國和世界犯下 N 宗大罪，包括對內踐踏人權、打壓言論自由，對外大膽介入美國選舉、竊取美企機密、強迫轉讓技術、用「債務陷阱」對付一帶一路國家、在南海陳兵進行軍事擴張等等。這些事情，無一可以在 WTO 解決，美國亦釋放信息，不打算在 WTO 解決，而是另行與諸國再組成多邊貿易關係。

五個月後的檄文﹐令五個月前的辯護顯得很可笑，顯示香港的政治代表根本在狀況之外。

彭斯談到西藏、新疆、台灣、南北韓、南海、一帶一路諸國，就是沒有提香港。很明顯，因為香港朝野上下長期傾中，香港自然從國際的雷達中消失。從李柱銘 8964 之後去美國為中國爭取最惠國待遇，到梁家傑遠道而來也不忙幫中國辯護，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我們很老實，從來不期望身光頸靚、又有議席利益要顧的人說甚麼豪情壯語，就是在世界面前，與中國保持距離、有一種對待敵國的態度（就算只是裝出來），事情的觀感就已經差得遠。很多人分不清楚為香港辯護和為中國辯護兩件事。當他們請求美國不要打埋香港，但同時又為中國說好話，那不就是將自己戀棧著白手套定位和利益的真心話，用另一套語言說出來而已？

那麼國際遺忘香港，又怎會只是中國的責任？一整代香港人自己搞不清楚身份和定位，或有意為之的 free-ride 成性韋小寶主義，越來越能展示甚麼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在中美鬥爭漸漸堅壁清野的大時代，這種身位也只會越來越左支右絀。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dq-%E6%94%BF%E7%95%8C%E6%96%B0%E4%BA%BA%E7%9A%84%E5%AE%8F%E8%A7%80%E9%82%8F%E8%BC%AF-%E5%BE%9E-%E5%8F%A4%E6%83%91%E4%BB%94-%E5%8F%8A-%E9%BB%91%E7%A4%BE%E6%9C%83-%E7%B3%BB%E5%88%97%E8%AA%AA%E8%B5%B7/?fbclid=IwAR3PMPxF4MscREkWpMwhp9wkQmrdqGxprv8bx18VuxQxZN5iMipTL0pcr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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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好、黑社會好，以往人人滿意的分贓機制，終於敲響了警號，平衡最終被打破。」

就算黑社會，都有階級鬥爭，而且更亂、更不公義；那圈子盡顯人性的真實面。97後，香港和香港人若不「走樣」，怎方便大陸人（尤其是貪腐集團）要來「分贓」？大陸的「統戰」不是國家統一或主權那麼單純，還「統戰」到海外。其實「港獨」和「愛國愛港」都很容易被利用來轉移視綫......「大老虎」的錢和權力才是重點。真正的「愛」，不會謀財；你也不要期望貪的人不謀財，正如不要期望性慾強的人沒有性幻想。只有貪的人才討厭「反貪」。世上很多人討厭清潔工作，尤其是扯上巨大利益的「清潔」工作，更可能賠上性命；除了不討厭外，更需要勇氣、智慧和知識。不管大陸還是香港，懂談情說愛的人多的是（不缺蝦條哥、拜金女，即騙徒、老千），做得到和堅持的沒有1％。

香港人，不管是「親」什麼，一定要有屬於自己且堅實的定位/角色，在大陸「內鬥」和中外角力的風浪中得以自保。97前，英國佬都為你佈局好，今天就靠你自己。

女人太強，好景不長

【女人太强 好景不长】

早晨起来，老婆发了一通感慨：咱家过得好，主要是我包容你。一个家庭的好坏，取决于女人是否包容男人，女人太强，男人受伤，家庭难和睦，好日子过不长。

我品咂了一番，把周围的朋友过了一遍电影，果不其然，无一例外。

天地之道，人事之理----天刚地柔，男人要刚健，自强不息，进取不止；女人要阴柔，厚德载物，包容慈爱。

女人性格倔强、自我中心、霸掌家权、缺乏温柔，有违女人属性。犹如母鸡司晨，乱了纲常。

特别是那些争强好胜的女人----请问一句：你最终争到了什么？强在哪里？胜在何处？

种种事例表明：那些性格强势、争强好胜、追逐名利的女人，大多数是男人或家庭的灾难！

不信者，请多观察，狡辩无用！深以为是！

夫妻道，也就是阴阳之道，夫义妻顺，阴阳气顺。女人多事，男人无声，女人不柔，家财不旺。

女人太强，男人不旺。这种家庭阴盛阳衰，丈夫也会未老先衰，甚至早亡，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也会性格变态。

女人当性如水，如水一般随方就圆，合五色调五味，原质总是不变。随遇而安，随贫随富，可高可低；如水能养育万物，又不与万物相争，处在最低的地方，低矮就下，常认不是，是为女人的本分。

女人要性如水，知足常乐，意为根，托满家，和颜悦色。为一家的喜星。一个家庭是否安乐是否安静是否兴盛，妻子的作用至关重要，女人能做一个性如水的妻子，定生贵子、助夫成德、家庭美满。

高品质女人的九大特征！

一、自强自立

无论老公能挣多少钱，女人都应该自己有安身立命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自立的女人才自信，自信才能真正美丽。

二、喜欢孩子

一个不喜欢孩子的女人很难有一个宽容大度悲天悯人的胸怀。孩子是未来，在教育养育的方面女人担负着主要责任，做一个好母亲需要极大的耐心，爱心不够，耐心就不足。

三、爱美，会美

不修边幅的女人太粗糙，不会美的女人也谈不上精致，都难以令人怜香惜玉。美丽的女人是世界的一道风景，让自己赏心悦目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能力。

四、拥有浪漫情怀

琴棋书画不用样样精通，起码能够欣赏。诗情画意在心中的女人决不会是口出粗话的泼妇，也不会是蓬头垢面的黄脸婆。懂得艺术地生活，也就懂得生活的艺术。娶个这样的女人想不幸福都难。

五、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接人待物周到讲究，外交礼仪大方得体，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饮食起居有质有量。

六、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容忍男人的小毛病，给男人一个放松的家，永远不为炒菜咸了淡了发脾气，不为约会迟到几分钟生气，不会为男人不洗澡不洗脚上床真生气。敏锐察觉到男人影响事业和家庭幸福的行为，并悄无声息地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买菜时不会为了一分一厘的讲价花费半小时一小时，但是在买房买车这样的大手笔上决策总是正确。

七、能温柔似水，也能坚强如钢

女人的柔情是男人阳刚之气最好的滋补品，柔情万种的女人是豪情万丈男人的绝配。但一味的温柔未免太软了，在困难面前，在对手面前要变成一块钢铁，才能够成为赢家。

八、有大女人素质，有小女人情怀

大女人聪慧果敢，精明强干，小女人甜美 可爱，小鸟依人。有大女人的潜质却藏而 不露，不是她无能，而是男人太优秀让优 秀的她折服，甘愿做背后的贤内助。可是 一旦有男人顶不住的时候，需要女人出面 时，偶尔一露峥嵘，就会出手不凡，待男人恢复，她又会躲在幕后把舞台让给男人。

九、再会做事，再有能力，要学会藏起自己。

现在女人精明强干，能力突出，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但是女人有女人的本分啊，本分就是道啊，不准守道，不准守本分，遭殃就会悄悄的跟着你，所以女人的潜质却藏而 不露，低而不高，宽而不大，多而不贪。 这才是真正一家之主的根本，俗话说：水低成海，人低成王，男人永远比不过女人，原因主要看女人有多大，多柔，多低的情怀。


[http://www.sohu.com/a/217142727_3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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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女強人」多的地區離婚率也高。

撇開戰爭這外部入侵性的影響，你有沒有想過為何已前的社會更窮，但其婚姻和經濟等整體是那麼穩定？

增發達＋增女權-＞增「女強人」-＞「男剛女剛」，增男女衝突風險。為了解決問題或甚至顛覆「父權社會」，媒體和商業就推「暖男風」、相輔相承的「公主病」和亂扣男性脾氣不好帽子以強化「娘砲」意識、增男性疲勞、削「男剛」，變成「男柔女剛」、「男陰女陽」的不倫不類，違反自然定律。

自古以來，一個穩健的領袖、組織或社會是有很多原則要堅持，男人的天性比較「剛」，所以主導著「規律」及秩序或成為其最後防線，也就是負責最要決策和執行；分別如領導和警察，都是男人多。女人最適合輔助和協調。商業文化很容易把男性「娘化」，有些更視「原則」為圖利的「絆腳石」；所以在嚴謹的中外古代帝制裡，商人地位不高。「武則天」只是個古代社會腐敗到極點才出現的異象而已。

現代整體文明是進步，但香港社會管治文明有退步，是個脆弱的管治。港特首林鄭、英國首相文翠珊、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又怎解釋？首先，這是國家、國際層次和重政治性的代表，跟社會大部分組織或機構的考量有異。雖然剛柔傾向的人格或作風已成為現代的選舉中按組織或社會需要的考慮之一，但女領導人的出現始終是世界性罕有，不適用於普遍情況，沒違反自然定律。

「女人不要太強」不是削弱女權、怕女人取代男人，它是配合「男剛女柔」這自然定律的精深管治和用人哲學，把男女角色發揮得更好，各有各位置和優勢。它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就算是管理碩士課程也沒有這種教材的。

總之，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就不會錯的。

從事文職的香港90或以後，好好醜醜都要拗返張高等教育畢業證書，最好本科或以上

作者是視覺Design的，繪圖、音樂等藝術靠時尚、美感的觸覺，主要不是靠讀到大學升Level，而是靠接觸、熟悉不同文化藝術。而SA是理工方向的，起碼要大學畢業。視覺設計和工程是兩回事。你可以畫到天花龍鳳，但不一定做得出來的；正如廣告中的漢堡包或模特兒都很美，但真實對比之下，多多少少都有點走樣；所以我一聽到有上級或客人認真地要求跟繪圖的樣板100%，就知道那人不是天真，就是特意為難。乎合事實的結果是平衡效率和質素的結果。麥當奴或模特兒的成功是靠跟廣告裡的100%像嗎？有70%像已經不違返「商品說明條例」了。

另外，不要跟我說沒有完成大學的Steve Jobs，他是極少有的天才，和有優秀的同路人做團隊，可以不稀罕大學畢業證書，你是嗎、有嗎？周杰倫不需要讀大學，但他爸是比很多大學教授更棒的音樂家，你爸是嗎？如果你什麼都不是，或什麼都沒有，就不要太多幻想，老老實實地走正路。

「好多人話30歲上唔到SA就要轉行」，看來我被「港豬」阻撓上位很多年了。除了來自大陸的阻力，香港雖然有好多呃飯食嘅「老屎忽」型人和部份「讀死書」的大學生，但沒有大學學歷又說自己怎樣厲害、想上位的也不少；什麼時代都有這種人，舊時代的大陸一樣有小學生說自己怎樣厲害過中、大學生，「文革」也是一大堆小學生和平民批鬥較高階的知識份子和權貴，但結果呢？我記得2008年、剛大學畢業工作不久，香港職場和報章中有關HR的評論漫延一股否定大學生的風氣，我一睇就覺得香港原來仲有咁多「豬西」。看看今天，中共對90後的基本入黨門檻是高等教育，00後黨員絕大部份是本科生！你又可以試下去大陸「北上廣深」的求職市場睇下自己行業嘅要求，香港90後還有什麼理由不讀大學？沒有大學，喊什麼「光復香港」(
不要跟我講「不是大學生才能光復香港」或「不是XX才能YY」之類的廢話，政治不是純數理、沒有絕對，不要單純地用Equation OR Inequation的邏輯思考
)？大陸再怎樣落後，14億人中1%精英都沒有嗎？出1%精英來「專攻」，夠不夠玩殘香港呢？香港越少高學歷者，大陸人就越放心「取代」囉~ 你怕香港太多高學歷者嗎？

上到SA、PM或更高等具管理能力的位置，不可能 只懂IT或專注於技術層面。持續進修是必要的，非大學者懂的，有大學的就不懂嗎？我一直都有進修，只不過是不上進的「港豬」多，又唔識睇人和用人啫~ 阿叔我已經精於「反滲透」和其他軟實力(這些很多都沒有證書可考)，佢哋才始覺金融危機、制度危機、社會問題和中共入侵等......呢個世界，無論你有料定無料，一樣要等運到；面對大陸的滲透，非親中者更加是無運行。

多謝臺灣培育出這麼優秀的香港青年。今天香港不少人被濫捕、打到「豬頭」咁樣才醒覺，相信很多人除了認清中共和港共的真面目之外，也認為香港未來的戰略價值(無論對大陸還是國際)得以肯定，你還覺得Degree沒必要？

如果一個民族的人才質和量遠低於侵略者的，那就注定被統治；高等生物統紿低等生物也乎合自然規則，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若我逃不出「豬籠」或無法擺脫被「豬」拖後腿，那也只好認命，反正預咗「攬炒」。

我講注咁多先，再看看幾年後怎樣。

為何斯諾登選擇《衛報》？

 http://hk.news.yahoo.com/blogs/worldmag/%E7%82%BA%E4%BD%95%E6%96%AF%E8%AB%BE%E7%99%BB%E9%81%B8%E6%93%87%E8%A1%9B%E5%A0%B1-014023884.html


洩密者斯諾登獲準離港，到厄瓜多爾尋求政治庇護，此事成少數與香港有關的外交燙手山芋，港媒關注短期內都應不會降低。

這 位美國前中情局人員刮起的洩密風暴，由他向美國《華盛頓郵報》和英國《衛報》披露國家安全局監聽計劃「稜鏡行動」開始，當中曝光的通訊監察工作規模之大前 所未見。聲稱自己不是間諜，只是一名美國人的斯諾登，卻選擇向英國媒體《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率先披露身份。爲什麼他會選擇《衛報》？

除了直觀的人身安全考慮，需盡量確保有關他的情報不會落入美國政府手中，因此不選美媒，《衛報》本身的定位無疑給斯諾登打了一支強心針。

作為英國左傾大報，《衛報》有紮實的獨家新聞往績，揭發醜聞大多直接挑戰建制。不計斯諾登，近年最轟動要數世界新聞報竊聽風波。記者由2006年開始深入調 查該屬傳媒大亨梅鐸旗下小報的新聞操作，揭發《世界新聞報》入侵年前被謀殺女學生的留言箱，也暴露警方包庇該報編輯。報道令多人被捕，政府成立調查委員 會，也令這份有168年歷史、英國最暢銷的週日報倒閉。

另一件較少人提及的是《衛報》在2009年如何靠偵查報道推翻一名身亡報販的驗屍結果，揭發英國警方濫權。二十國集團峰會舉行期間，英國國內示威不斷。Lan Tomlinson在倫敦報檔下班回家途中突然休克身亡，驗屍結果裁定他因心臟病發自然死亡。《衛報》記者Paul Lewis不相信警方解釋，窮追不捨，最後找到一名旁觀遊客所拍的片段，證明一名Tomlinson死前數分鐘遭一名警員從後攻擊，再推倒在地。片中死者雙手插袋，絲毫不像示威者。第二次驗屍結果證實為創傷導致內出血死亡。報道衝擊警方威信，也牽起有關政府權限的激烈辯論。

這次斯諾登選擇向《衛報》表明身份，無疑是對其投下信心一票。負責記者也嚴格遵守保密原則，並多方位作深入報道，讓大眾知道究竟自己還剩下多少私人空間。

一支筆，未必每次可激起千重浪，但一但爆發起來，威力卻可無遠弗屆。

Tanna Chong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公共政策碩士生
駐倫敦記者

對Dream Bear's「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之延伸解析

早前發佈了一篇《極端民族主義是中國和平崛起大忌》的文章，引起網友熱烈討論；在最近的中美貿易摩擦中，聯想集團又被網民翻舊帳，指聯想兩年前在一個會議上，就 5G 頻譜技術標準方案，投票支持美國高通而沒有投給華為，因而被網民扣上「賣國」、「漢奸」等帽子。所以，我今天希望再繼續向各位網友簡介中國民族主義以及近年極端民族主義的源起，以及其兩面性。

大家要知道，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非常近代的事，基本上是一種舶來品、「來佬貨」。中國自古以來絕少講民族主義，即使有所謂「華夏」和「夷狄」的說法，但基本上是文化的認同。正如金耀基教授所言，「中國本土民族主義主要的著眼點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歷代異族入侵，只要接受中華文化，行儒家之制，便可坐主中國，並一樣享有『正統』的地位。中國人有強烈的『文化認同』，而『國家認同』並不彰顯。」

中國自古以來主要是文化認同，並以「天下」自居，並無所謂民族或國族的觀念。那麼，民族主義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就要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歐洲。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大陸興起民族主義。而最初的民族主義，就是說一個民族有追求獨立解放、不被異族統治的自由。這種思想後來席捲歐洲，讓歐洲各民族都希望建立一個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加速奧匈帝國的分崩離析。當然，民族主義後來就由追求民族的獨立解放，演變什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極端思想，並為極右份子所利用。

反觀中國，我們自古以來並沒有什麼民族主義，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西方思潮衝擊下的產物。正如費孝通教授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 由於有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加上西方思想衝擊，不少有識之士試圖建構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希望利用民族主義的思想，創造一個足以連結四萬萬人民的認同，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並將幅員遼闊的中國建構成一個民族國家，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而「中華民族」這個詞，也是很近代才發明的。

上世紀初，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時，將民族主義連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創立了三民主義學説，對民族主義傳播有很大作用。而孫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就是主張漢人追求民族獨立、脫離滿清的外族統治的思想。後來的國民政府，當然繼承孫中山的學說，以孫中山傳人自居的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的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宗族，少數民族都是通過與漢族進行累世的通婚而成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

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但由於中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認為民族主義是右的東西，所以中國在建國初期並不高舉民族主義，而是強調「工人無祖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故此，在建國以來的前三十年，民族主義是相當淡化的。

既然新中國起初並不高舉民族主義，那為什麼現在民族主義非常高漲呢？這是因為新中國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全國人民都對共產黨出現信心危機，也對社會主義出現信仰危機，人民漸漸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

但是，一個國家是需要意識形態的；人民是需要信仰的。所以，在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政府一方面全面發展經濟，一方面高舉愛國主義，以凝聚人心。直到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當時的領導人就認為，年輕人上街是因為受到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思想影響。鄧小平亦因而驚呼，過往對青年的教育還是做得不夠，這裡說的教育並不是一般中小學的教育，而是愛國主義的教育。於是，為了防止自由化運動再次發生，中國政府就全面加大力度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向廣大青年教育中國近代被列強侵略的屈辱歷史，高舉近代的民族英雄，廣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且不斷宣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種種成就。另外，又開始重新鼓勵推廣傳統文化、資助拍攝一些弘揚傳統文化或以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為背景的影視作品；各地又大搞炎黃崇拜，重新建構炎黃子孫的觀念；等等。

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在經濟、軍事、航天、體育等方面的成績都有目共睹，內地的新一代在這個時代長大，自然見證著中國的國力日漸提高。所以，在愛國主義教育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力不斷提高這兩大因素之下，內地的新一代都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

當然，愛國並不是錯，適度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團結全國人民的思想工具，有助建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穩定局面。但當愛國主義越來越過火，就成為了盲目的極端民族主義。見諸2012年日本宣佈把釣魚台國有化，全國各地很多愛國憤青上街暴力抗議，燒、打、砸、搶，樣樣做齊，大肆破壞日資企業，連街上的日本牌子的汽車也不放過。最近，美國發動貿易戰，又被解讀成「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很多內地網民叫囂「用氫彈炸平白宮，看美國能怎樣」、鼓吹「擊沉美國一支航母戰鬥群，美國也不會怎樣」云云。這並非一種令人樂見的現象。

古訓「過猶不及」。即是凡事要掌握度數。我們需弘掦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是正面的、積極的因素；但是説得過分、做得過分，就會異化為狹隘愛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成為負面的、消極的東西！二戰時的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就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異化的反面教材！

所以，內地當局必須迅速果斷剎止極端民族主義狂潮，導正群眾，回歸理性的愛國主義！如此，則中國發展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作者：劉夢熊

https://maddog.myradio.hk/2018/06/03/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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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公式1：極端「民族」主義+受害者幻想症/利益受損者恐懼症=外族仇恨+盲目護短。

柏楊在臺灣寫及在美國演講<<醜陋的中國人>>不會被當時的蔣家政權和臺灣人狙擊，但如果在大陸，他們會說他「反中」、「反華」、傷害民族感情、抹黑中國......之類的反擊，較溫和/割蓆式的就說「某部份人」、「不代中國人」......之類的迴避式或再反擊你以偏概全；批判中國人的Re-action就是反擊多。

微/宏觀公式2：極端「港女/女權」主義+受害者幻想症/利益受損者恐懼症=異性仇恨+盲目護短。
今天的香港也是，你說香港人(尤其是「港女」)的不是，他們的反應跟大陸也是差不多。

公式1+2得一個「定律」：極端「群體」主義+受害者幻想症/利益受損者恐懼症=異群仇恨+盲目護短。「受害者幻想症/利益受損者恐懼症」是一個Constant，而前者是Variable。其「定律」實際作用是團結或煽動集體，其結果也會衍生出負面後果「異群仇恨->排外」「盲目護短->滋生貪腐」。另外，這「定律」其實不是科學公式(也可以化作數學公式表逹)這麼簡單，是統戰Algorithm的一環。這就是科學定性，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批定」！(玩骰子鬥酒時的用語是「我劈！」)

這「定律」不是be applied到全域，如果你留意中國罪案報道，發現它有時被否定，如：
1. 遇上大陸當地罪案/醜聞，涉及某某省人，是會寫某某省人(是疑犯或被定罪)，但某某省人是不會覺得其他省人在抺黑他們。
2. 遇上國際罪案/醜聞，只要渉及大陸人，就盡量 避免報道、不提及國籍或甚至用「華人」，總之盡量弱化中國人不好的形象，不是實事求事。所以很多國內不知道中國人在外做什麼，只覺得中國人老是被外人欺負。

由此可見，這「定律」之應用是為了「方便團結或煽動集體，矛頭對外」。對於大陸人來說，香港人也是「外人」，你在百度搜尋有關大陸人在香港的醜聞就發現以上所說的第2點現象。

人不面對自己的醜陋並反過來指責別人，也是一種醜陋。不論是慈母還是怪獸父母，都是盲目為自己的孩子護短，難怪那些孩子沒教養。醜陋的中國人，「奶媽」有責！

其實很多華人都有這個病。另外，柏楊所說的「中國人」並非只限大陸人。

延伸話題：「民族主義」離不開「獨立」議題或思考。在歷史上「去中華民國化」就等同刻意消滅部份歷史， 跟極端「臺獨」的「去蔣化」無分別! 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其實我一直懷疑港財閥想把香港臺灣化，製造「港獨」來增加跟中共和外國的議價力。在經濟學上，中間人是減低information cost; 但在金融學上，中間人是banker/broker，通常不是用來減低information cost，是一個可以影響價格並能謀暴利的壟斷位置。在中美兩個大買家之間的香港人，兩邊都可以「親」，亦有一手自己的牌兩邊都可以「頂一頂」，這手牌非「港獨」莫屬; 但其實香港人無乜好牌打(亦並非傳說中咁醒/顧全大局)，不限於政治; 只是在「R撈」(即「混飯吃」)。

相信很多人覺得跟「臺灣化」或「臺獨」有什麼關係? 對「港獨」來說，也用不着「去中華民國化」，所以很多人認為「去中華民國化」只為了「舔中」而已。其實就算在大陸的歷史書，都沒有香港那麼瘋狂地「去中華民國化」......背後原因(跟「臺獨」真的沒關係，但其議價手法就是差不多)就自己猜吧！我認為地緣、體制和政權演變不一樣的香港走「臺灣化」是死路。 資本主義忠實/迷戀者是「什麼都是假，錢才是真」，香港人來來去去都是在跟大陸「走資者」謀耍「財技」(多於「愛國」或「政治正確」)而已。

「臺灣」與「中華民國」戰略價值的分別

Q：社會上有個觀點認為，想將中華民國改成臺灣國未免太好笑了，雖然我不同意這是件好笑的事啊，何況臺灣人出國也多是說「I’m from Taiwan.」，誰聽過「I’m from R.O.C.」的說法啊？有沒有ROC的實用性遠低於臺灣的八卦？

A：我以外人的角度，去說一下這問題。

先利益申報一下，作為外國人（我是很坦然的承認），職業算是商人而不能不務實的我來說，直接承認臺灣就是臺灣，是最簡單，而且合乎現實的想法，包括郵件，辨認度的問題。以及你實際上就是要過海關，有不同的稅務政策，貨幣，軍隊和法律等問題。

而在文化上，對於有必要執行實務的人，臺灣人就是有他的性格和生活態度，用詞，獨特語言（以臺語為首的各種語言），傳統漢字，成長經歷，自我認同，自身的歷史等。不會說大家都華人或者「中國人」，就可以掩耳盜鈴，華人之間的共通性就像基督徒之間的共通性，但你總不會說義大利人的性格跟芬蘭人很相似。

至於意識形態就更簡單了，有些人會說，香港也看不起臺灣人，所以香港人對臺灣人與其他人也沒兩樣的差。但是這是落入二分法的陷阱，我就直接說，就算是對臺灣人抱著惡意的香港人，即，假設他們的態度是惡意或者輕視的 （例如上一代中年人），也絕對不會覺得臺灣人「是來企圖統治香港的侵略者」。

因為臺灣人在這個世代，九成五以上都沒有想要統治他人或者自己是別人恩主的想法了，你要對臺灣人來個欲加之罪，怎樣都去不到是侵略者。即使是對臺灣人有惡意，用另一個方面看，也是承認臺灣就是獨特的。

故此，就實務，商務與個人來說，的確就只有「臺灣」存在。

說了那麼多臺灣現實的好處，那，「中華民國」又為何而存在？再一次利益申報，我個人感情上，對於中華民國沒甚麼反感，即使他的歷史充滿了各種創傷，黑暗以及不公義，但是我不會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就感到不舒服。

站在這個立場來說，到底這個「約二千三百萬人在臺灣島上生存而自治」的國家（這個描述應該很客觀），自稱中華民國有甚麼理由和用途？為何有這麼多人堅持它，既然中華民國已喪失了臺灣以外的所有，甚麼力量支持它存在到今天，而且看起來還是能存在下去？我大概在很年輕時就思考過這問題。為此，我讀了一個碩士，看了很多關於國際關係以及帝國歷史的書。

自稱「東羅馬帝國」的好處

同樣的例子歷史上並不是沒有，西方的拜占庭帝國，基本上就是現在伊斯城堡，文化上是希臘。他們不據有羅馬但自稱「東羅馬帝國」，他們的人一輩子都沒住過羅馬卻自稱為「羅馬人」，他們自稱為帝國的正統繼承者，有著自己的教會。而憑藉君士坦丁堡的天險，它被長年的威脅和攻擊都延續了一千年，而這個國家相爭的兩黨還一個叫藍，一個叫綠。

但是羅馬帝國是他們自嗨的，他們喜歡別人叫他當羅馬人，大家給面子時就會叫一下，可是心裡還是覺得這些人根本是另一種人。而後世歷史學家，就直接把他們稱之為「拜占庭帝國」，因為東羅馬帝國這個名字太令人混亂思考了，最後成為了 AOC 那個生垃圾兵比別人便宜，以及建築物的血條比別人長的cost down帝國。

所以大家相信連國家都會輪迴轉生嗎？先不論有沒有這種神怪的事情。

不過要堅持自己當羅馬帝國，當然有些人單純就信仰，但是他還是有現實的原因的。你會看到即使是西方，大家都是搶著自稱為羅馬帝國。不僅是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連看起來完全跟他無關的伊斯蘭教蘇丹穆罕默德二世都來搶一票，在攻下拜占庭之後，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並提倡「歐洲一定要統一」。連根本就殖民地的美國立國的時候，建築的樣式都刻意以羅馬的樣式自居。

穆斯林征服者自稱甚麼鬼羅馬帝國繼承者，聽起來很奇怪？其實就是說，自稱羅馬帝國這回事，是很實務上的用途的。羅馬帝國雖然崩潰，但是他卻在歐洲遺下了去到拿破崙時代才差不多清掉的政治遺產，所謂的 Translatio Imperii。

為何會有這思想存在？這涉及我並不算很熟悉的宗教，我試圖盡力的將這件事說清楚。有錯請指證。

大家都知道歐洲人普遍信奉基督教，而這導致了西方人普遍心裡都重視相關的典籍，而其中在《但以理書》當中，有所謂的四獸預言，比喻為有四個帝國。最後的帝國會引導人類去到「終結」，普遍理解但以理書中「鐵足」的帝國就是指羅馬帝國。

用另一個角度看，羅馬帝國就是但以理書預言中理所當然的統治者，真命天子。故此，作為一個政治者，如果你知道這個預言是有影響力，能夠輕易說服一些人的話，理性地，不是該將自己代入這個預言當中？故此並不是單純的自誨，而是人類深藏的長期教育與信仰，令人類承認某些事情的「正統與合法性」而不去對抗。

當時讀到這一點，我就漸漸連得到「中華民國」存在的答案。

「中華民國」存在的理由

除開一切感性，很理性的想，無論「中華民國」裡面根本就是臺灣也好，或者普遍九成五的人，都對於中華民國對大陸主權的主張，看成是笑話也好。以及臺灣人很多都抗拒自稱「中國」帶來的額外負擔，不方便以及令人厭惡之處，中華民國本身跟羅馬帝國一樣，他是一件有用的政治工具。

今天的世界秩序建立在由盟軍擊敗軸心國而建立的勝者俱樂部「聯合國」之上，而聯合國的創立成員有「China」，而這個「China」當時真的是 ROC，從當時流傳的照片，照片上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無論多少年，這些都是不會改變的證物。

也是伏筆。

這個勝者俱樂部「聯合國」「五強」，當中只有美國還是那麼強大，英國和法國雖然還有相當實力，但絕不會是足以對抗美國和俄羅斯，蘇聯也已經瓦解了，至於 China，中華民國今天就如大家所看到的樣子，China 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是因為英法衰落，所以他們更死心塌地的維持這個聯合國秩序，正是因為他們變弱，所以他們更不願意失去了五個常任理事國這虛名。更希望聯合國這架構，一直以這形態維持下去。也就是說，五強永遠是五強，即使日本德國實力超越英法，更需要把他們擋在外面，在政治和國際關係上，五強皆有特權。

五強當中，英美蘇法都是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存在的傳統強權，只有 China不是，China 是最有趣的存在，他從一個被大日本帝國侵略而瀕臨變成屬國的國家，因為站對隊而且沒死掉的緣故，突然加入成為了聯合國的創始國和特權階級。中華民國吃了日本這麼多苦頭，感到苦盡甘來，正要享受成果的時候，卻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趕到臺灣去了。所以中華民國的傳統支持者的不甘心，是很顯然的事，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這寫成小說，其實很有戲劇性的，不過現實比小說更有趣。

而當年的中華民國，他們的做法就是優先把一堆條約正本（例如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文物，印鑑，文人之類的東西，全部搬去臺灣。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們已意識到很可能保不住大陸，一心將所有代表「正統」的東西，移去臺灣。這點我想大家都是已聽過的。他們說到底，他們最重視的是這個他們付出了十幾年，大量代價和人命，而贏回來的聯合國創始國特權。

這只是感情的因素嗎？其實以當年的人來說，打了這麼久的仗，直接把臺灣人當成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才是理所當然的事。心裡理應痛恨臺灣人，協助大日本帝國為他們製造這麼多麻煩和痛苦。中華民國搬到臺灣之後，最多是說服自己和臺灣人，大家以後就中華民國人，但要說把剛才才協助敵人，殺完自己的親戚朋友兄弟的人，真心視為同胞，本質上就很違反人性。

只是在大戰略上，特別是快要進入冷戰形勢來說，你站在西方盟軍的理性角度看，卻有一種很大的需要。

1. China 已經存在，成為了聯合創始會員國，而且有了特權。這件事是不能夠改變的，因為一旦改變，聯合國這個秩序和共識就會瞬間瓦解。創始國能趕出去，那英法衰落豈不是也能趕出去？故此即使China 自己亂成一團，但 China 還是得繼續存在。

2. 而 China 存在，那他應該是甚麼？如果中華民國能夠在大陸上多一點的土地，比方說，劃江而治，長江以南都中華民國的。其實還好。偏偏中華民國就是輸到只剩下臺澎金馬。

3. 故此，這個創始國既然必須存在，而他不是中華民國。那就只好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而這助長了共產主義陣營。無論多麼牽強，無論中華民國只剩下臺灣，對於盟軍而言，中華民國必須存在，就是為了既不瓦解初生聯合國的公信力，而美國能控制多一票。（這一票就叫中華民國）

4. 美國控制的這一票對中華民國或臺灣是否有利？這是中性的。大部份時候都是有利的，而實際上，這也讓美國多了一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涉的籌碼，在適當的時候，把這一票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換取他們去對抗蘇聯。（而最後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成真了）

5. 倒過來說，這就是中華民國對美國的利用價值，中華民國的利用價值是這種政治性，「合法性」，「合理性」，因為有這種利用價值，美國就需要讓他多少有點實力，他必須是一個安穩，富裕的社會。臺灣是註定被出賣的，但是出賣不見得是壞事。因為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資格被出賣，就算是當妓女，也不能長得太醜吧？

故此，在聯合國這遊戲規則以及美國的國家利益下，讓中華民國存在，讓臺灣變成中華民國臺灣省。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這個只有兩個省（還要有一個根本是金門）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際戰略上談判的重要籌碼。因為有了中華民國（可供出賣），就成功策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擊敗了蘇聯。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吃掉了整個會籍，當了聯合國的特權階級，並在改革開放中受惠於美國開放出來的世界市場。

中華民國是因為冷戰戰略而存在的。就像棋盤的兵卒，身不由己，戰力有限,還要是棄子，可是他卻是讓美國勝利的其中一個重要棄子。雖然這可能感情上很難令人接受，自己就是這樣被利用完，可是感情歸感情，戰略上，美國是對的。

蘇聯瓦解之後，中華民國是否就沒有利用價值呢？

不是。

以前的中華民國，是用來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換取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牽制蘇聯。但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酬庸當中，壯大起來，自然就不會再事事順著美國的利益了。例如跟日本衝突，例如想要南海霸權。或者其他雜七雜八的事情，雖然這離挑戰美國還真的有很遠的距離，可是可以的話，美國還是想它盡可能的乖下來。免得自己落入尷尬當中，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無法控制它週邊的國家，例如日本，也會失去控制，（比方說中日開戰，不論結果，日本人要保護自己，大肆訓練軍隊時，美國有甚麼立場去阻止？）太平洋的秩序也會全然瓦解，導致了無法預測的結果。

而更可怕的也未必是國與國的衝突，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生變，一種美國無法掌握的變化。試想想蘇聯怎樣滅亡的？他並不是大家高呼民主自由，大家唱著歌的瓦解專制。相反，他的滅亡觸發點，是有一群人看不過眼蘇聯越來越自由，決定政變去「匡正蘇聯」，把戈巴卓夫給監禁除掉。因為葉利欲成功阻止了這次政變，之後的俄羅斯大體上是民主化了。

可是，這不是必然，假設葉利欽失敗了？假設這政變成功了？我們不知道這會發生甚麼事，但我們總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就是那些政變者的計劃全部都成真。蘇聯不僅不瓦解，還因為這些強硬派的主導，而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軍事政權，成為美國更大的禍患。同樣地，這樣的事情，也可能某天會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特別是哪天經濟出了問題時，你可以想像，認為是「美國人的陰謀圍堵中國才搞成我們這樣」的主張，會受到相當的信奉和支持。（而這也不能說不是事實）當整個中國大陸在經濟困境形成這樣的思潮時，清君側的事情也不是那麼罕見了。

真的發生了這種突然出現極端敵視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美國要怎樣辦？美國當然不會不顧慮這問題，所以，戰略理性的推理，就是中華民國這棋子，就被賦予了新的任務：鬼牌。

要留意的是，這裡說的是「中華民國」，不是「臺灣」，為何強調是中華民國而不是臺灣？因為說臺灣的話，大家很直接就聯想到怎樣在地理，海軍陸軍上擋住中國大陸的問題。但這是臺灣的價值，不是中華民國的價值。臺灣的地理戰略意義，使他成為了「緩衝」，但中華民國卻是「鬼牌」。

中華民國是一張不起眼，看似無用的牌，非常詭異。可是，一旦中國出現任何政治上的突變，美國想要保護自己在中國大陸上的部份利益，或者穩定或控制部份局勢的時候，美國就需要著力點。

「中華民國」的戰略價值

大陸網絡上有「帶路黨」一說，很幽默的說，美國來了我帶路，還有改圖表示的是 THIS WAY SIR，當然這是個幽默的玩笑。現實來說，就算條件相當成熟，你想當美軍日軍的帶路黨，可能性還是不大，因為主權國家之間互相派兵入侵是大忌，今天俄羅斯分明要搞烏克蘭，但是表面上還是不承認，而只會說這些是東烏克蘭的反抗軍，就是連俄羅斯也不敢隨便去動這禁忌。

因為強大主權國家的軍隊互相進入已承認的對方領土，這件事變成理所當然的話，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了。

那麼，誰能介入中國大陸的事情？

「中華民國」。

「聯合國創始國China的原主」。

「China」

非常簡單的，「中華民國軍隊」在中國大陸做的任何事，都不是主權國家入侵主權國家，而是一個主權國家之內，可以是內戰，或者是任何一個行為。總之，就像東烏克蘭和烏克蘭在打的一樣，就算東烏克蘭軍隊根本就俄軍，可是還是沒打破那規則，戰爭還不致於全球性失控，行動也更方便。是的，就是那個現在誰都不提，荒謬至極的「反攻大陸」。

當然你可能會說，哈，反攻大陸？中華民國國軍的戰鬥力可能嗎？

那就看回東烏克蘭的叛軍，你會發覺，實際上大家需要的是一個「法人」，中華民國提供的是法人，是名義，是代表。他要擁有軍隊，是因為要證明他擁有，真的應用時，他很可能根本就沒很多臺灣人。他真的應用的時候，很可能他的成員，實際上是一群臨時編組的（從中東和非洲請來的）傭兵，軍事保安公司（例如黑水），獨立參與的「志願軍」（可能是美國人或日本人），收編了的「前解放軍」，被改編的警察部隊，或者臨時在中國大陸徵募的新民兵。

當然，他可以包括現在的國軍和臺灣人，但不代表他就是，只要有充足的軍備來源，錢，以及僱用渠道，這世界可以突然出現一支有相當戰鬥力的「中華民國軍」，可是裡面都是一些黑人，穆斯林，白人，日本人，他們由中華民國政府負責補給和僱用。而中華民國的錢何來？可能是美國的特殊補助，或者是不知為何做了一些在美國市場很賺錢的生意。然後這支中華民國軍，還可能會有大量的「用 1 美元價格賣出來的廢棄美軍裝備和艦艇」。

這在商業世界天天都發生，這是甚麼？正是「代工」，臺灣人應該很熟悉，世界名牌的手機，不等於他不可以在大陸生產。

他們可以隨時去中國大陸代表聯合國的China「維持和平」，而臺灣人在這時候就有用了：以上那些傭兵，就算會打仗，直接佔領城市也會引起嘩然，那到時還是需要國軍，一群懂說國語，普遍黃皮膚，黑眼睛，文化相近的軍隊，去公然的「進入混亂的城市，回復法律，治安與政府運作」。

而以上的操作，就不是主權國家軍事介入別的主權國家，北京政府可以宣稱這是「美國支持的叛軍」，可是美國也可以說「中華民國就是創始國，證據確鑿」去凹，這樣北京就算怎樣說，大不了是憤青會對這種無賴行為非常憤恨，打爆電視機說句「幹！騙我！」，可是四週的國家卻很歡迎用這樣的方式。因為這方式是針對中國獨有的。

因為有了「中華民國」美國才可以這樣玩，這是「臺灣」做不了的，當然臺灣人自己應該不太樂意被美國人將來某天這樣利用，涉身一些自己根本不想管的中國大陸的事情。但倒過來說，臺灣擁有的這個中華民國，對美國有戰略利益，美國還是會多少看臺灣一眼，因為你現在沒用，不等於將來沒用。丟棄中華民國，對美國來說就是少了一張牌，美國人還是想要這張牌放在手上，隨時有機會可以翻出來。

如果想要美國人丟棄中華民國這張牌，那麼，唯一的可能性是：你能提供一張更好用，更能有必要時可以介入中國大陸的牌，暫時似乎是沒有。

因此，中華民國會存在下去，美國喜歡他存在，不是因為喜歡這裡的政府或者官員，不是因為他們英文好，不是因為他們灌了美國迷湯，全都不是。而是這張牌就算發臭，他在某天還是可以有其獨特用途的。

北京自然也明白遊戲可以這樣玩，所以他們也覺得中華民國這東西，今天看起來很可笑無力，但認真打起來這張牌還是有隱憂的。「國粉」這種東西，雖然是「反對臺灣獨立祖國分裂的大統一主義者」，對於臺灣獨立主義者來說，國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沒分別的敵人。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一旦中華民國這張牌打出來，這些人會產生危險，故此他們最多是稍為公正去評論「蔣介石」，卻不會太過放任大家去對中華民國有甚麼期望，對於北京而言，中華民國還是滅亡了比較好。

該如何看待「臺灣」與「中華民國」

那，對於臺灣人而言該怎樣？其實要清楚認識到，臺灣，中華民國，這兩者對於臺灣人自己的感情認同，與工具價值，兩者要分得很清楚。

有工具價值的東西，不一定要有感情認同，就像我們不會愛上家裡的馬桶。同時，有感情認同的東西，不要過度高估其工具價值。而且也要時刻留意，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想不想，我們的命運總是受其他有力量的人影響。不過，不見得就任由「擺佈」，畢竟有力量的人自己之間也是敵人，清醒而且有智慧的想清楚他們要的是甚麼，利用他們的矛盾和禁忌，清楚自己的利益與立場，是可以在夾縫中找到生存和壯大之道的。

將感情與理性，充份的分開，視乎自己的需要與生存，看清楚形勢。中華民國和臺灣兩種東西，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在哪個比較有用時，拿哪個出來，而不是互相排斥，制肘，靈活的納入自己的工具箱裡，控制工具而不被工具控制，那才能夠確保自己的生存，未來與繁榮。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777/94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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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 所以我一直認為臺灣只需要正名為「臺灣」，而不是倒權；留著「中華民國」之魂，更能發揮西方烈強的「鬼牌」作用(好像變成美國的召喚獸XDD)。因為：

1. 「臺灣」有經濟價值，它是一個國際品牌，這名義的價值高於「中華民國」(參考：<< 從國體和時空角度簡說中華民國之存在 >>、「中華聯邦」之構想—城邦的命名方法與邏輯)。
2. 「中華民國」有政治價值，它是一個「體」又是一個「魂」(參考：<<在哲學上簡說「中華民國存在與否」>>)，這「體魂」是可保護臺灣，同時也可以待機「反共」。

我希望中華民國派和臺灣獨派最大的共識是正名「臺灣」。正如作者所說，臺灣重新要建國，除非在西方烈強眼中是另一張更好的牌。

為什麼之前我大力支持「太陽花」學運呢? 因為今天的國民黨利慾薰心，把自己變成共匪的「鬼」，腦殘！在做「鬼」的立場來說，蔣家到李登輝都比馬的聰明得多XDD 只剩下王金平是稍為有看頭的。

後來，國民黨以「臺灣」名義進「亞投行」是對的，接下來是要以「國與國」或「兩個主權地區」關係做成員。不過，目前看來進不進也沒關係，我已預計中共會「處處逼臺」，所以「亞投行」申請期叫臺灣繞道投資，讓外國來作用掩護 (參考：<<以防中共的「藉外資之力，攻臺之政商」，臺灣應「棄服入亞」>>)；也說了「中國人想民主的話，要好好地跟老外合作」。在中國的台資廠是時候「換莊」了。

政治是鬥智的，我不想什麼都說出來(也沒空寫這麼多，要上班)，這樣才可以觀察什麼政黨、那些人值得支持。另外，我個人喜歡玩「推理遊戲」XDD 很多人說政黨只是會利用人民而已，但我不認為完全是。在我眼中，「黨」只是一個工具或者共事的平台。最良好的民主國家，是人民利用政黨，而不是政黨利用人民。

要改名和留著「體魂」其實沒很複雜，按陳雲的部份做法(參考：<<城邦論與台灣主權>>)，稍為改中華民國憲法，把臺、澎+金+馬組合為1-3個有限度自治城邦便行，just paper work。不過，要面對的是假獨派(中共派來分裂臺灣的親共獨派)，但也小case。

我對今天的國民黨評價是：笨！

澳洲反外國勢力干預立法前傳 I：澳洲如何從紅色滲透覺醒？

2018 年 6 月，澳洲參議院在反對黨工黨的支持下，由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The 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以壓倒性 39：12 的票數通過了《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兩項重要法案。這兩項立法被視為是澳洲自冷戰以來，針對間諜活動和外國勢力干預最大幅度的法制改革。民調顯示，有超過 6 成的民眾強烈支持或支持這項杜絕外國勢力介入澳洲的法案，反對者只有 11%。

為什麼在「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這個議題上，澳洲社會有這麼強的民意基礎？澳洲的兩大政黨也取得這麼大的共識？究竟，澳洲面對多嚴重的外國勢力滲透致使澳洲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首長 Duncan Lewis 曾在 2017 年向國會警告，以「史無前例」形容外國勢力威脅到澳洲民主和主權的尺度及程度。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麥迪卡夫（Rory Medcalf）以一段精煉的描述，概括澳洲的現況：「澳洲在外國影響力和干預上，經歷了全方位的爭議。近乎地毯式地從：外國政治獻金捐獻、透過外國勢力動員的宣傳、以及對個人的恫嚇，到被指控濫用文化學術連結、入侵網路和間諜行為。」
雖然，《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兩者都沒有具體點名「外國」究竟是誰，但矛頭無不指向：中國。

本文將會具體聚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中國銳實力滲透澳洲狀況為何？
　二、澳洲如何從中國滲透中覺醒並採取立法行動？
　三、立法過程中澳洲經歷了怎樣的正反論辯？

最後，希冀能對目前正在台灣推動相關立法倡議，帶來一些借鏡和啟發。

一、「現況盤點」：中國銳實力在澳洲？

麥迪卡夫的這段話，出自 2018 年 9 月他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發表的演講。在這場名為〈澳中大辯論：對美國和世界的影響〉（The Great Australian China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的演講中，麥迪卡夫全面盤點「澳中關係」在這十年（2008-2018）經歷的劇變，並將之稱為「現況盤點」（reality check）。

什麼是 「銳實力」（Sharp Power）？
是一個國家透過操縱性外交政策，企圖影響及控制另一國家政治制度的行為。銳實力包括一個國家試圖操縱及管理另一個國家新聞媒體以及教育系統中的資訊，目的是在分化或是誤導目標國家的公眾意見，或是遮蓋或是轉移大眾對該國家負面資訊的注意力。

「軟實力」（Soft Power）又是什麼呢？
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

澳洲社會確信，唯有重新認識或理解中國作為龐大且不可忽視的境外勢力 ── 已非在傳統經貿外交或軟實力的影響範疇，而是轉變成新穎的銳實力直接或間接地干預澳洲政治決策和公民社會 ── 才能更進一步採取具體行動。因此，我們可以將「現況盤點」理解為，澳洲回應中國因素的第一步，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總體看來，澳洲社會發現，在這十年間，中國利用部署在澳洲的海外中國草根組織、團體、商人、中文的媒體宣傳、以及傳統的威脅利誘，組成了所謂的「統一戰線」為中國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務。中共在澳洲的統戰，已嚴重干預了澳洲的內政，破壞民主政治、新聞媒體和學術自由、壓制移民社群的異議。換句話說，中共已經可以直接動員在地組織、代理人和輿論媒體左右澳洲決策制定的過程，利用澳洲自由民主的開放性滲透、控制澳洲人自身決定自身事務的權力。這何嘗不是發生在台灣同套的劇本而且情況更加危及？

2008 年，可被視為中國銳實力干預澳洲象徵性的元年：中共當局在當時動員上千名澳洲當地的中國學生和「和統會」團體高舉五星旗「護持奧運聖火」，與圖博和其他人權團體爆發衝突。之後十年，澳中關係陸陸續續都有發生大小不一的摩擦（詳見圖表一歸納）。

年分	標誌性的重大事件
2008	中國動員上千名在澳洲當地的學生和團體高舉五星旗「護持奧運聖火」與圖博和其他人權團體爆發衝突。
2009	前澳洲力拓礦產公司高級主管華裔澳洲公民胡士泰被中國拘捕關押，隨後幾年，陸續有許多華裔澳洲企業家表示，被中國情報單位監控。
2013	自由黨-國家黨聯盟主政，開始加強對中國東海、南海議題力道，隨後有不少被中國策劃好抗議活動發生。
2014	中國富豪捐贈 180 萬澳元成立「澳洲-中國關係研究所」，被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調查，懷疑試圖利用捐款在澳洲施加影響力。
2016/2	澳洲發表「國防白皮書」（defence white paper）。
2016/8	澳洲政府以國家安全和不符合國家利益為由，拒絕由中國國家電網股份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Ausgrid）一半股份。
2016/8	時任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動用總理辦公室和 ASIO 資源，由總理資深顧問和加諾特（John Garnaut）主導，展開一份關於外國干預的秘密調查。
2016/9	澳洲工黨議員鄧森（Dastyari）被爆在全國選舉期間，接受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富商黃向墨的政治獻金捐款（40萬美金），改變其對南海議題的態度。此事件引爆澳洲震撼彈、成為導火線。

2014 年澳洲時任澳洲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曾經在一個閉門對談中，被德國總理梅克爾問到：澳洲對中國政策受到哪些主導因素影響？Abbott 以兩個詞言簡意賅地濃縮了這十年來澳洲如何看待中國影響力的看法：「恐懼」和「貪婪」。恐懼，是出自政治上的保護，澳洲深怕中國在「和平崛起」表面的敘事底下，極力地想要擴張重塑國際秩序，並移植威權式的政治控制，進而改變澳洲民主政治的生態；貪婪，則是出自經濟上的野心，澳洲也不諱言地嚮往中國崛起所應許的龐大內需市場和雄厚的對外投資，來帶動澳洲經濟成長。

但澳洲所採取的行動證明：對中共威權政體及其銳實力的恐懼，會壓過心懷中國經濟市場、無止境的貪婪，伴隨著理性的現況盤點，才能破除中國崛起的神話，凸顯和平修辭底下種種暗中脅迫的行為。然而，事實上，在討論澳中關係變化時，我們不能只著重在澳洲對中國威權擴散的恐懼這一邊，而忽略澳中經貿依賴緊密的程度。

從帳面上來看，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佔澳洲出口的 1/3，也就是出口賺進每三塊之中有一塊來自中國。從 2000 年的 68 億澳元到 2017 年 1159 億，擴大 17 倍之多，而兩國進出口總額相加總，還超過澳洲和美日兩國的金額。而從歷年澳洲雪梨大學和 KPMG 會計事務所定期發佈「解密中國投資報告」（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統計的趨勢研判，中國對澳投資的產業廣度，從最早針對採礦業投資，擴大至石油、天然氣和再生能源；在近年來轉向擴及至一、三級產業，帶動農業潮和大量房地產投資的熱潮。另外，也包含醫療保健、旅遊教育、基礎建設投資等等。根據澳洲「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的統計，中國自 2012～13 年以來至 2017～18 年都超越美國成為澳洲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國。

在如此緊密的經貿關係下，在政治上的任何舉動牽一髮則動全身，無怪乎《經濟學人》會形容「自二戰以來，澳洲從未曾感到如此的脆弱」而期待澳洲能成為一個勇敢「向中國說不的澳洲」。澳洲受中國箝制而起的憂心正逐漸增加，但任何使中國不悅的舉動即會挑起中國易怒的神經。正是因為處在這個矛盾、基於這個前提 ── 澳洲在經濟依賴近乎到達被中國挾持的地步 ── 澳洲尚能在政治上採取積極行動，這個故事除了充滿張力、更值得我們一探究竟。
麥迪卡夫在演講時，給了我們看待這個矛盾的一個答案：澳洲在「與中國的關係，朝向更注重自身國家安全和主權維護的基礎，在平衡經濟機會時，也不忘加強風險意識」。

二、中國「再定位」：澳洲如何從中國銳實力滲透中覺醒？ 

時間來到 2017 年，這年可說是澳洲徹底從中國銳實力滲透集體覺醒的一年（詳見圖表二歸納）。雖然，在此之前，澳中矛盾已逐漸浮出檯面，但總是零零星星的、無法形成社會主要矛盾進而引發討論。但在 2016 年 9 月，時任工黨議員鄧森（Sam Dastyari）因為收授中國富商、同時也是「澳中和統會」會長黃向墨高額的政治獻金，而改變其對南海議題的立場。這起政治醜聞遂引爆政壇震撼彈延燒至 2017 年。

2017	標誌性的重大事件
3月	中國總理李克強出訪紐澳倡議「一帶一路」，澳洲拒絕簽署。
4月	擁有澳洲永久居民的華裔學者馮崇義，在廣州轉機時被中國拘捕一週審問在澳洲的反中共政府的言論，後再國際施壓後遣返回澳洲。
6月	澳洲廣播公司（ABC）與費爾法克斯（Fairfax）報紙聯合製作「四角節目」（Four Corner Program），聯合美澳情報機構與國家安全等專家，重磅推出「權力與影響：中共如何滲透澳洲」的深入專題節目，震撼全澳洲社會引發討論。影片詳述中共如何透由各種手段滲透影響澳洲各領域內政。
8月	澳洲大學紛紛傳出中國學生批評的教授涉及中國問題的立場、中國大使館介入等等引發危害學術自由的風波，許多校園也出現反華的情緒。
10月	澳洲大報《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頭版和第六版集中四篇中共大量滲透澳洲的專題報導；Vision Times 週報出版特別專題「巨人覺醒：中國政府影響力在澳洲的洞見」。
10月	澳洲提出入籍改革草案：要求提高延長入籍至 4 年、強制英文考試、尊重澳洲價值等。
11月	睽違將近十年，澳洲政府公布重大的「外交政策白皮書」（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12月	工黨議員鄧森宣布辭職、退出議會。
12月	總理滕博爾正式向國會提出《反外國勢力干預法》、《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草案、並在國會發表演說。飆「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引發關注。

然而，真正拉開澳中矛盾序曲並敲響澳洲社會正視中國銳實力干預的，當屬澳洲廣播公司（ABC）與費爾法克斯（Fairfax）報紙聯合製作「四角節目」（Four Corner Program）於 2017 年 6 月，聯合美澳情報機構與國家安全等專家學者，重磅推出《權力與影響：中共如何滲透澳洲》（Power and Influence：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infiltrating Australia）的專題節目紀錄片。

影片詳述中共如何透由各種手段滲透澳洲各領域、干涉澳洲內政，震撼全澳洲社會，隨後中國問題就成為澳洲 2017 年的社會焦點。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在這個過程中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早在 2015 年 ASIO 據傳聞，即公開警告已掌握澳洲兩大主要政黨所收受的大量政治獻金，可能跟「中國共產黨有極強的關聯」，而且這些政治捐獻是有「附帶條件」的。前文也提到情報首長 Duncan Lewis 在 2017 年 5 月向澳洲參議院的陳詞中說到，情報活動和外國介入已達到「史無前例的尺度」，其潛在的危害將嚴重威脅「國家主權、政治體制的完整性、國家安全能力以及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利益」，而情報單位的工作即是去對抗「漸趨惡化的整體安全和操作環境」。而 ASIO 在 2017 年 10 月公佈的年度報告中談到澳洲國家安全面臨的兩大威脅：恐怖主義與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活動，前者並無削減的跡象；而後者的複雜性卻不斷地擴大，是必須立即面對的「潛在威脅」（insidious threat）。報告更確定指出，「各個外國勢力試圖形塑澳洲公眾、媒體和政治官員的看法，以推進那些國家的政治目標。」

簡言之，我們要對 2017 年澳洲從中國入侵中覺醒有一個清晰且完整的圖像，那就必須找出催生這波反擊的關鍵行動者。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歸納出澳洲社會是在四股、缺一不可的力量相互努力下，讓中國銳實力的破壞活動在澳洲公共輿論中現形：

一、不斷呼籲中國威脅的澳洲的「情報單位」；
二、落實第四權揭露真相的「媒體」；
三、積極倡議、深入追蹤中國干預活動的「學者和智庫」；
四、願意正視問題、採取行動不怕得罪中共的「政府決策機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加上各方行動者的努力，終於促使澳洲政府採取反制中共及其在澳洲代理人種種干預的行為。最具象徵性的，是時任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在 2017 年 12 月提請國會立法時所發表的演說。但事實上，早於媒體在 2017 年大動作揭發中國銳實力的干預，總理滕博爾即曾在 2016 年 8 月份動用總理辦公室和 ASIO 資源，由（前）總理資深顧問加諾特（John Garnaut）策劃主導，展開一份被列為機密的、關於外國勢力介入跨領域的秘密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政府也在 2017 年 11 月暌違將近 10 年罕見發表《外交政策白皮書》(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這份俱有歷史參考價值的文獻，雖然不是針對中國銳實力的直接回應，但卻可以說明澳洲政府對於中國在戰略上和態度上重要且明確的「轉向」。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國崛起直接影響澳洲經濟二十年，但這同樣也是給予澳洲政府深層的「焦慮」。在白皮書中談到，這是肇因於中國是一個威權國家和澳洲有著「完全不同的利益、價值和政治法制制度」，而在交往的過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我們已有相對清晰的輪廓：經過了全面性的現況盤點，澳洲從內政到外交重新定位了自身與中國的關係。他們也更加明瞭，伴隨中國經濟依賴而來的銳實力，正在重新定義澳中兩國交往的基本原則，它有別於正常外交手段（維持對等談判、不干涉他國內政等原則），也有別於純粹以文化吸引力為出發點、因雙向交流而受益的軟實力，而是直接干預、控制、影響澳洲的政治和社會領域。

正如澳洲時任總理滕博爾在《外交白皮書》前言所說的一句話：「澳洲是主權獨立的，而不是依賴的。」澳洲必須反擊，它知道這一切並不是正常自主的國家所該容忍或容許發生的事；然而，迫使澳洲不得不採取立法行動反擊的，除了一份從現實中覺醒的危機感外；還有一份面對新型態的銳實力威脅「現行法律工具不足以制裁」的無力感。

三、反外國勢力干預「立法行動」：來自澳洲的反擊？

就在歷經一整年關於中國因素的爭議和調查，澳洲時任總理滕博爾終於在 2017 年國會會期的最後一天 12 月 7 日，送交兩項法案提請國會立法並發表演說，迎來澳洲政府的絕地反擊。
這份演說稿，無論從研究的文獻參考價值或是將其置於當時澳洲整體的政治氛圍或脈絡來看，都是不可繞過、極具歷史意義的一份文件。但事實上，值得一提的是，滕博爾在這份演說時，國會台下幾乎是「空無一人」（deserted）。加諾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了當時議場的現況，「在成功通過同性婚姻立法的幾分鐘後，眾議院看起來幾乎空無一人。許多國會議員在趕著去坐飛機之前，被拉回補框合照。長廊上只剩下加諾特自己和漢米爾頓教授（Clive Hamilton）」而在台下聚精會神聆聽只有兩位國會議員，他們分別是議會情報和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然而，無論如何，這都無損這份講稿內容為我們揭示的重要意涵。

滕博爾在開頭即說到，雖然經過多方深入的調查，但經過這幾年發現，澳洲在面對新形式的外國威脅時，越來越感到挫折。因為，現有的法律不足以把這些威脅澳洲國家安全或影響澳洲政治或政府決策過程的外國勢力繩之以法或定為目標。顯然，我們的執法機關「缺乏法律工具」，而且「持平而論，我們的整個系統沒有意識到威脅的本質和規模」。

這樣持續下去的結果，反而會創造一個縱容外國勢力惡意見縫插針的環境；況且，如果我們「假設對此免疫，那將會是魯莽的（reckless）」。因此《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和《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的立法，正是要對抗這樣逐漸惡化的環境並「加強我們開放民主系統的優勢，同時支撐起民主體制的種種脆弱性」。這兩項立法共構了 1970 年代以來澳洲反間諜立法框架最重要的改革，滕博爾更說：「在非戰爭時期，從來就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威脅需要整合總體政府部門能力這樣要求。」可見，澳洲政府知道自己正在面對的是怎樣一個全新陌生且不可小覷的威脅。

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形態的銳實力或國安威脅呢？他和典型間諜活動或外國干預的差異又在哪裡？一個非常關鍵的核心因素是來自：身份界定的模糊性。如今從事間諜活動，已不再只是像電影 007 裡傳統的情報單位而已，而是身份界定模糊或身份變換不定的代理人或機構。它們遊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所以很難去界定它，它可能：表面上是商人、學生、工程師或媒體，但直接服務或聽命於中共情報局或中共統一戰線的指示、或為一個由中共主導、用於發展軍事用途的技術大學服務、負責盜取關鍵技術等等。中國在習近平登基以後，尤其急欲在海外尋求或建立中國影響力，但中共使用的手法，卻是利用這種民主社會的「灰色地帶」去進行暗中的顛覆和滲透。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個「灰色地帶」徹底打破了國外和國內的疆界，讓外國干預成為直接影響國內政治議程中可見的因子，重新定義了「21 世紀國家安全的本質」。漢米爾頓教授形容這種「灰色地帶」介於：「國家和非國家之間、和平和戰爭之間、公開和隱蔽之間、以及國內和外國之間模糊的界線」。尤其這種「模糊性」，我們又必須考慮加進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元素：網路空間的「複雜性」。滕博爾在演講中，威權國家透過網路彷彿渦輪加壓般地強勢介入或襲劫澳洲公共討論或政策決定，而澳洲安全情報組織也再不只一次地在國會聽證上反覆強調，這些外國干預和間諜國動已「越來越廣泛、老練、複雜和模糊」。

如果，要用一句說明，澳洲新的立法試圖完成什麼的話：《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即是試圖把這個灰色地帶定性為黑色地帶，界定成法律不允許的範圍；而《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則是要讓這些充滿模糊性和複雜性的外國干預，成為公開「可見」的、「可受監管」的單位。然而，澳洲到底如何定義的？有沒有什麼具體可操作的原則可循？

這就必須提到，滕博爾在演說中最精彩和重要的一段話：「我們拒絕暗中的（covert）、強迫的（coercive）、貪腐（corrupting）的行為自然導向了催生『反外國干預的策略』，而這又建立在四根支柱上：陽光（sunlight）、（法律）嚴格執行（enforcement）、遏制（deterrence）和能力（capability）上。」這是一個極為豐富的短句，他同時做出概念上的界定和操作上的指引，值得給在思考類似問題的我們細細斟酌。

在概念上，三個特徵構成了外國干預：暗中、強迫、貪腐，換句話說，這三個元素，畫出了介於可被接受的「正當影響」和不被接受的「非法干預」的那條線。而在操作上，又以「陽光」最為核心：在《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的規劃下，無論你是以個人身份或組織實體（entity），只要你代表外國機構或國家介入澳洲的政治運作，那麼你就有義務進行相對應的登記。而這個代理人關係認定，不僅限於金錢利益的交換關係，還包含：雇用、委任、指導、或同意以外國代理人身份從事影響力活動等。

為什麼要非登記不可？滕博爾在演說中提到，整部陽光法案的重點「當境外國家或個人嘗試想要影響澳洲的政治議程和公共討論時，這部法案將會給予澳洲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適當的可見性（visibility）。」這段話的最後三個字是關鍵，可見性是要讓外國干預得以現形、曝光；換句話說，這部法案想嘗試解決的，即是上文提到的外國干預三個特徵，再加上難以辨認的模糊性和複雜性給澳洲政府所帶來的困境。給予一個較為形象化的比喻，就好比在潛水艇上加裝辨識能力更強的雷達探測器，以防禦反追蹤能力更高、隱匿性或攻擊性更強的反民主魚雷一樣。

然而，這之間可能會陷入一個常見的誤解：登記即表示合法、即間接允許或正當化外國勢力干預？當然不是，因為這些人或組織早就以合法的身分在掩護非法的滲透。滕博爾在演講中有提到，登記本身，不該被視為任何「汙點」或犯罪，但如果你未能如實「揭露與外國組織實體的關係時，將有可能會要負上刑事責任」。登記後，「如果以隱蔽或欺叛方式促進外國利益，我們將會使你的行動見光，必要時我們會打擊它。」這句話的意思，判定合法非法本身，不在登記與否，而在行為本身是否符合認定不正當外國干預的三要素；如果符合不正當的構件，即必須將其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打擊它。一言以蔽之，正好比「報稅」是每個人的義務，不會因報稅本身而犯罪，但會因虛報或逃漏稅而觸法。

有《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就足夠了？當然是遠遠不足的，潛水艇不可能只靠雷達探測器，而不裝載任何反制或嚇阻的武器。這個武器，也就是除陽光以外的其他三支柱子：嚴格執行、遏制和能力，而這又落實在《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這套大幅度的國安修法改革中。我們可以總地來說，《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或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是，事前預防、監管；而《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事後的對症下藥、精準打擊，兩者相輔相成而又缺一不可。
如果這篇演講，還有什麼重點是筆者錯過的，那可能就是這兩點：
一、「我們的移民族群，是解答的一部份，而不是問題。」
二、「（境外）國家及其代表將根據他們的行為來判斷，而不是他們是誰。」

第一句話，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當作展露高度、高明的演說修辭，但遠非如此而已。從當時的政治處境看來，滕博爾或許知道，他所迎來的許多種族主義或排外情緒的指控，所以他或許在打預防針：中共擅長的指控和故意的分化，用對移民種族歧視的虛假的命題，去模糊「中國銳實力干預澳洲」的真正問題。不過，這句話也可以有另外的解讀：他在向澳洲人喊話，澳洲致力於關注中國銳實力影響的倡議者，其實有許多是俱有華裔背景的，包含：馮崇義教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研究員 Alex Joske、前中共駐雪梨領事館代表陳用林、<雪梨晨鋒報>的華裔記者 Philip Wen（溫友正）、作家楊恆均等等。

而第二句，也為我們帶出一個重點：「境外勢力」不是依一個國家是敵對抑或是同盟關係來判斷，境外勢力的「在地代理人」也不是去考核他對澳洲的忠誠度或認同感，而就只是純粹依其「行為」本身做界定。某某行為如果在客觀上，已經造成危害澳洲民主政治議程或開放自由的討論方式時，上述的兩項立法則賦予政府權力可以事先防範與仲裁。

這或許可以間接回答到台灣當前相關立法所遇到的疑難和指控:為何不直接用針對性的「中共代理人」而是選擇以「外國代理人」指涉之，以及為何指控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為「麥卡錫主義」或「XX 恐怖」是失效且是可笑的，因為進行這樣指控的國民黨才是在戒嚴時期以政權忠誠和認同作為人事考核、以無限上鋼的國家安全論對人民施以身殺大權。

四、激烈的「論戰」：民主的火花？

在滕博爾 2017 年底所發表這場國會演說之後，直到隔年 2018 年六月立法通過之間，並不是毫無阻力。這段期間充滿一連串漫長但又精彩正反論辯，各式各樣立場迥異來回攻防、是一場由不協調音巧妙調和成的二重奏、也是民主社會決策之所以因為謹慎而緩慢、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必要過程。

只有在獨裁政體，會沒有異音地、一致拍手鼓掌通過；反之，民主社會的歷險，勢必不會一帆風順，在澳洲反外境外勢力干預或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的立法過程，遭遇到怎樣的阻礙、反作用力？事實上，有許多反對的聲浪，直指這兩項立法過度擴大了情報機構和相關單位的權力，可能會侵犯言論和媒體自由、也可能加諸莫須有的罪名；也有些人反對這兩項立法的人，認為誇大了對中共的威脅、強化了對中共的恐懼，並且很有可能在公共輿論中會挑起種族主義和社會分化的敏感論調。

不過，就筆者目前所爬梳過的資料中，正反雙方來回論戰駁火最經典的作品，當屬 2018 年 3 月兩封發表在「亞洲和太平洋政策協會」（Asia and Pacific Policy Soceity） 「政策論壇」正反方的連署公開信，最具標誌性。如果，再加上漢米爾頓教授隨後於四月、同一論壇發表的參戰專文，可以提供我們很重要的參考。

首先，3 月 26 日反對方投書公開信，由澳洲漢學家 David Brophy 發起、79 位俱有漢學或中國研究背景的澳洲或華裔學者所響應連署，標題叫做：「一封來自關切中國的學者和華裔澳人們的公開信：『中國影響力』在澳洲的爭論」（An open letter from the concerned scholars of China and Chinese diaspora: Australia’s debate on “Chinese influence”）信中率先發難認為，這兩項立法將會嚴重危害到學術自由，在「平衡國家安全和保護公民自由」之間嚴重傾斜。所以，他們不認同這次的立法。

而緊接著，他們針對澳洲這陣子以來，關於「中國影響力」提出了辯駁的理由，我們可以之簡單歸納有四：
一、他們認為，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正「意圖輸出他們的政治體制到澳洲」或「中國正在損害澳洲的主權」。
二、澳洲主流媒體的敘事，太過頻繁地將焦點只著重在，關聯到中國國家的個人和組織活動，而忽略了一系列相對應行為者，譬如：澳洲的同盟。
三、中國影響力在澳洲的討論，被危言聳聽地貼上了「種族化」（racialized）和充滿中國官方陰謀論（conspiracy）的標籤，這將助長對華裔澳人的懷疑和汙名化。
四、中國影響力在澳洲是複雜的，但卻被過度簡化「親北京」和「反北京」的二元對立，這只會創造、激化極端的對立。

然而，如果細讀這封公開信，會發現它帶有濃厚的「中國崛起論」、以及我將稱之為「對中國寬厚、對澳洲嚴苛」的論調。仔細觀察這兩段段值得我們玩味的話，即可明白：
「我們都察覺『中國崛起』可能帶給澳洲的影響和許多困難的問題要面對。澳洲的學者、記者和政治家最好要嘗試提供給公眾，這個正在急劇轉變中的世界一個正確的圖像、以及澳洲在這之中的位置。而且，越寬廣越好，中國和非中國其實沒什麼差別。」

「當然，對於中共侵犯表達自由，我們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但是這樣的外國影響力，並不是使中國的聲音在澳洲公共生活中短缺的唯一或主要原因。用這個術語來描述本身就是忽略，澳洲社會自身沒有給予主流社會更容易接近多元聲音的失敗。」

就在反對方公開信的隔天，3 月 27 日馬上就迎來了 47 位贊成方學者的回擊，連署學者不乏從事漢學、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背景，更多了中澳關係、國際關係和國安相關領域的學者。這封贊成方的公開信，標題叫做：「中國影響力在澳洲：持續討論」（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Maintaining the debate）。

作為回應反對方的公開信，信中一開頭就提到，關於中國影響力的討論「至關重要的是，它是由以事實為基礎的調查和報導所驅動的，不是危言聳聽（sensationalism）或種族主義。」他們相信，中共在澳洲從事一些不可被接受的干預活動，包括「限制個人自由、妨礙民主程序、和影響國家安全」。而採取這項必要的立法行動是，立基於澳洲國家的基本價值：「保護少數移民族群」，尤其是「從中國、台灣、香港、維吾爾及圖博社群的移民利益」，而非種族主義。更重要的是，「如果繼續允許中共干預的手段，將會分化澳洲人和中國社群（Chinese community）、弱化澳洲政府和中國社群溝通能力、並危害華裔澳洲人民主權利」。
在這封公開信中贊成方的連署者，也反覆重申這兩項立法的必要性。任何有關外國勢力干預活動，「存在證據確鑿的地方，澳洲管理當局應積極地採取適當的行動，反對外國干預和威脅主權。我們體認到，現存的法律工具要達到這麼目標是不足的，我們也認知道面對當下環境需要合宜的法律。」並督促澳洲政府和公民社會必須對以下中共干預保持警覺：

而出版《無聲的入侵》的漢米爾頓教授在雙方公開信發佈的兩周後，在同一個論壇以專文形式重砲回擊反對方的論點（用現在網路用語形容叫做「撿到槍」），此篇文章的標題叫做：〈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為何反對者們是錯的〉（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fluence: Why the critics are wrong） 。

針對論點一，漢米爾頓教授劈頭說到：當然，沒有人說中共正在輸出「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到澳洲來，但是，難道澳洲九成的中文媒體被親中商人收購後，一致變成中共的傳聲筒，或者工黨議員鄧森與中共統一戰線會長富商黃向墨被爆有極其親密的關係，甚至是有議員被中共大使館威脅如果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將被施以經濟報復，這些「難道是澳洲政治制度正常的一部份嗎？如果不是眼盲，那看來就是『被眼盲』。」身在台灣的我們，不覺得有強烈的既視感嗎？我們不禁要自問，中共每天對台的滲透干預難道是台灣社會正常的一部分嗎？更遑論都準備輸出它們的政治體制了（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而關於論點二「雙重標準」的批評，漢米爾頓教授認為，講白一點言下之意就是再問「那美國呢？」但漢米爾教授反問：這個提問「如何否定中共干涉的事實呢？」對於許多中共的同路人或護航者而言，把美國拖下水其實只是為中共開脫、找藉口，他們會說「中國沒有做任何獨特的事情，美國人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漢米爾頓教授強硬地回問：有多少美裔澳洲人在使用社交軟體時，（會像中國一樣）被美國政府監控？…有多少美裔澳洲人因為政治價值觀不同會（像中國一樣）被美國驅逐？…總歸一問：一位在澳洲出版商，會因為出版一本批評美國當局的書，而被威脅說將會遭到華盛頓當局的報復嗎？」

他也提到，在澳洲有許多對中共最嚴苛的左派批評者，長期以來也批評澳大利亞在外交政策上過度服從美國，即是一個很好的反證。

至於「種族主義化」的指控，漢米爾頓也不客氣的回應問題其實出在：中共而不是澳洲社會。他引述了加諾特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的論點：是中共自己「常常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中國、等同於中國人民」，把所有東西混為一談，所有跟中國簽扯上邊的人「都是華夏炎黃子孫（sons and daughters of motherlands），根本無視現代國家的公民權（regardless of citizenship）」而當遇到別人的批判時，就自動滑波說別人是反中、反中國人、恐華、排華。
綜以上述，第四個「親中或反中」的論點其實就是一個不攻自破的假議題。因為，重點是澳洲要保護他自己免於外國勢力的干預；澳洲反的不是中國，是中共滲透干預澳洲的現狀。在面對「中國崛起論」和「對中國寬厚、對澳洲嚴苛」的論調時，漢米爾頓教授也提醒那些為中國辯護的學者，別利用自己作為專家學者的身份來使「北京的政治宣傳（agitprop）正當化」，「批評加害者固然可以使人感到寬慰，因為就此可以不用去面對加害者對我們構成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批評澳洲可恥的過去或誇大澳洲屈從於美國，可以很好地融入左派標準的敘事，但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即這個敘事已被一個圍繞在以具侵略性的新權力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所取代…。」

所有的論戰，可能都未有終了的時候，這是爬梳論戰的人的苦衷之處。但吾人深信真理之明晰，是出自於有意義的辯論；正如同中心霸權之解構，是來自於位於邊緣者以其清明的理性無止境地抵抗。

五、未完的「結局」：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

來到尾聲，我們終究要將欽羨的目光從南半球的大洋洲，暫時拉回位處東亞帝國霸權邊緣的這座島嶼。 回望台灣，屬於我們的「現況盤點」是什麼？我們該怎麼書寫我們的「立法行動」？


學者吳介民曾在中央社的專訪中談到，澳洲和台灣在面對中國因素入侵時的差異：台灣因為語言、文話的親近性，使得中國滲透得以遠比澳洲輕鬆地跨過那個門檻；再加上台灣本身認同的雜異以及中國擘劃龐大經濟大餅的幻覺磁吸下，促使許多人自甘成為中共在台的代理人和協力者，為台灣被統一併吞的悲劇鋪路、辯護和美化。然而，最大的迥異仍在於，澳洲並不需要「認同中國」也不可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但台灣都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尤其，台灣人民又普遍對於中國因素滲透台灣嚴重的現況感到麻木冷感和視而不見。
在這樣的情況下，吳介民認為，有三件迫切的工程急需完成：
一、建立並完善民主防火牆，也就是在行政和立法上建構「民主防衛機制」；
二、在中共大規模、鋪天蓋地的資訊戰或輿論戰宣傳中，提升大眾的「識讀能力」；
三、降低台灣產業面對中國的曝險程度，致力於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筆者認為，這皆是正確且重要的方向，在美中貿易戰或科技新冷戰全面對峙的胎動下，藉著這個契機所創造的全球供應鏈的重整，也連帶促成台商回流形成曝險減低的新局，這可視為第三點的結構性回應。

然而，澳洲的經驗可以更具體地告訴我們，在政治上要達成前兩項工程所必需的「行動者要素」，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構成澳洲現況盤點四股行動者力量的匯聚：一、情報單位；二、學者智庫；三、新聞媒體；四、政府機構。

我們不要忘記前美國中情局的國際事務分析師、現任詹姆斯基金會研究員馬蒂斯（Peter Mattis）曾經提醒：「台灣已成為中共顛覆活動實驗室」。對比於澳洲紅色滲透的程度，台灣實在有太多千奇百怪的「中國白蟻」：中國因素深入到基層村里、宮廟黑道、政黨和校園，隱藏在虛擬世界的行銷公司、社交群組和網紅直播背後。我們已不期待主流媒體勝任第四權「看門狗」的角色，而只希冀他們不再做唱和中共的走狗。但是，我們卻只見極少數的學者和民間團體、政黨，願意正視並不斷大聲疾呼問題的嚴重性，而不見情報單位給予國民應有的警告和提醒。政府部門雖然已在國安五法等法案上採取相對應的措施，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也已快逕赴一讀，但整體而言硬是比澳洲慢了一大步。

而針對「中國因素」或「紅色滲透」的論辯，台灣雖然不會落入澳洲「種族主義」的爭論，但卻不乏漢米爾頓教授在《無聲的入侵》倒數第二章所提到的各式「中國的隊友」。在台灣的「中國俱樂部」中，所有的論調皆是告訴我們：在敵我辨識上，盡其所能降低對中共準備統一台灣的警覺和危機意識，並提防對美國及其他盟友的不信任感和懷疑；在價值選擇上，憎恨我們自己所擁有的、繽紛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並去緬懷一個講求秩序、由民粹領袖吹捧起的、不切實際的發財幻夢。這種顛倒敵我、顛倒是非的論述，正是中共努力想在台灣移植的地氣、想在台灣營造的氛圍：中共作為將臨的殖民者，要用被殖民者自身的貪婪去豢養更大的貪婪、把奴隸對於自身命運的理解，限縮在主人所籌劃的方案。但澳洲活生生的案例，告訴我們：否定的可能性和抵抗的必要性。

回過頭來，再回想一次澳洲面對中國威脅的故事，筆者仍難忘許多光彩和令人動容的時刻，像是澳洲前總理滕博爾在國會殿堂的演說中說到，「我們絕不允許境外國家用我們的自由去損害我們的自由；用我們的民主去破壞我們的民主；用我們的法律去侵蝕我們的法治。」漢米爾頓教授也在一篇投稿寫到，「其他國家正在做筆記。澳洲正在中國全球干預策略抵抗的最前線。」

澳洲無疑像是一面「遠方之鏡」，給予我們最重大的啟發在於：主體持續不斷地確立與維護。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詳細周全的報導、統計和調查，這有賴於「區分」，區分是以「主體/非主體」為前提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出於龐大且充分的、對現實的理解，才有可能形成政策或立場、甚至最後下決斷、採取行動的時刻，這些都關乎到我們是誰、我們想要守護什麼的問題。

也許，不僅澳洲，當代的民主國所遭遇到的外在威脅或內在挫折，都使得民主政體不斷返回叩問民主人，是否有對民主堅定的認同和為維持民主生活的意願。而澳洲做出了可稱之為典範的選擇；剩下的，不就是我們的事了？

[https://www.pourquoi.tw/2019/09/chinas-influence-in-australia/?fbclid=IwAR18ekIqmKR4nCstC7Xdw8qu_S6WuC4S9J6I5rZFsgubdrRosVRail38cAw]